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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踏实实做学问

（随笔）

丘峰

　　1961年夏天，我从广东梅州中学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心想，这下可以当作家了！因为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汕头日报》和《梅江报》发表过一些诗歌和小说，在家乡有“小作家”的称号。

　　没想到进复旦后的第一堂课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在欢迎新生会上说，复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学者的。朱教授要学生们打好理论基础，将来才能扎扎实实做学问。当时，我还不懂理论为何物呢。后来听吴中杰、徐俊西老师上文艺理论课，听蒋孔阳先生讲美学时，真是如同听天书；对潘旭澜和吴欢章老师讲授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却有着浓厚的兴趣；郭绍虞、刘大杰和王运熙老师讲的古典文学也让我入迷；赵景深老师讲授戏剧时边讲边演的生动授课方法，更是让我在愉快的笑声中受到了教育。

　　复旦大学的严谨学风陶冶了我，我一头扎进教室和图书馆里，如同久旱的禾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水分和营养。

　　很多年以后，我竟然也成为了一名理论工作者，还出版了几本理论著作，如今仍在文艺理论园地上耕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曾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编辑工作，在选编“大系”作品的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写了一些有关现代文学方面的文章，也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关于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历来现代文学史家都认为是王统照的《一叶》。这是因为1937年赵家璧主编《二十人所选佳作》一书时，在书后面刊登介绍王统照的长篇小说《春花》的广告上说：“作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人，当他的名作《一叶》出版时，曾轰动过全国文坛。”此后的文学史家便引用此说，几成定论。后来我查证了一些资料，证实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梅州籍作家张资平在 1922年2月由创造社出版的《冲积期化石》，而不是王统照在1922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叶》。再譬如关于巴金的研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关于《家》的研究我也有新的发现。为了研究从《激流》到《家》的版本演进情况，我到上海图书馆、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等查阅1931年至1932年的《时报》，我在《激流》刊登的前4天，即1931年4月14日的《时报》上查到一则极为醒目的广告，内称“巴金先生的小说笔墨冷隽而意味深远，在新文坛上已有相当权威”，等等，这实在是对《家》最早的评论文字，可以看出巴金作品的特点及巴金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之后，《时报》在1931年4月18日刊登《激流》的同时再一次刊登广告，称巴金为“文坛巨子”。我把以上文字拍了照片，送给巴金先生，巴老才回忆起这些往事，连连说是确有此事。以上两件史料的发现，对研究现代文学史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内容写成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许多报刊纷纷转载。

　　在长期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我感到读书要有发现，创作也要有发现，评论更要有所发现。这就要求发现者以独特的眼光，并且借助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探索作品的成功与不足，要把一般读者没有看见的，或者虽然已经看见了却没有发现其内在价值的东西一把抓住，吟咏玩味，剖析探求，从中抽出意蕴深刻的东西加以阐释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使读者茅塞顿开，而且使作者惊叹宾服，大呼：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王蒙语)

　　我在评论作家与作品或某种文艺现象时，总是力求有所发现，独辟蹊径，使所写的评论有所启迪。正如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陈鸣树在为拙著《玫瑰园遐思》作序时所说，我的文艺评论“总命题是发现：人的发现、情的发现、美的发现”。我把陈教授的评论当做对我的鞭策、鼓励和希望，为此我在写作文艺评论过程中总是力求有新意，力求有所发现。关于这些，我的《他走通了大渡河》、《陈世旭小说艺术论》、《都市文学的新拓展》、《噩梦醒来是早晨》、《先锋小说探踪》、《走进意义：散文创作的现时性——试论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生命意志与艺术激情——赵丽宏散文创作的艺术踪迹》、《山川草木皆传情——论台湾作家周伯乃季序散文的审美特征》、《“善人者，人亦善之”——读台湾作家许希哲的怀人散文》及《艺术感觉与诗情文韵——新加坡作家淡莹诗论》等文章，都力图给读者提供某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写文艺评论就是做学问，是不能信笔写来的。做学问贵在认真。我在拙著《玫瑰园遐思》的“后记”中写道：“我搞评论犹如老牛拖车，踽踽而行。我总是在认真阅读作品，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对作品乃至作家作综合分析研究，由人及作品，由作品及人，细致考察，然后才动笔写作。”我没有“一目十行，下笔千言”的本领，更没有只要看“内容提要”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出文章的“功力”，我只相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这才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