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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



陋室 

 

□丘峰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嘉应大学老师曾令存夫妇来沪,说要造访寒舍。我心里有些惶恐,因为我家的房子是最简陋的。

      那时,我刚从广州花城出版社调回上海。上海住房极其困难,大约平均每人还不到4平方米,上级给我分配了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算是很好的了。因为忙,也因为缺钱,我没有进行一丁点的装修,就直接搬进去住,摆设上两只不值钱的衣橱和一张床,以及两只容量颇大的书橱,一张四方形的饭桌兼写字台,这就是我的家了。

      就这么简陋的房子,要住三代四口人。我这简陋的家是轻易不让外人来的。

     1989年初,新加坡大学教授、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王润华、淡莹夫妇访沪,想到我家造访,这使我为难了:他们都是名人,又是文友乡亲,不接待于情于理皆说不通。接待呢,家里简陋到了连上海一般的小工人都会“叹为观止”的地步,这样接待外国文化名流岂不是有损上海文化人的形象?于是,我找借口说我爱人刚生小孩不久,有些小恙,不方便接待,以此来搪塞。为了表示我的真诚,我特地驱车到复旦大学去拜访他们,并接他们到上海市政协内著名的丽都花园餐厅用膳。

     后来,我印尼的两个妹妹、妹夫来沪,住在五星级的扬子江大酒店。我们见面后,他们执意要到我家,这一次我无法推辞了。他们来我家后,见到如此寒酸,心里也有些酸楚。我也不作解释,不去炫耀我多么“富有”:那藏书以及书橱里我的许多作品。他们是商人,那些书籍对他们来说是废纸。我父亲丘庚元和叔父丘克刚都是当年的印尼著名侨领,也是印尼著名的七星药厂的老板,我叔父在我考上复旦大学那年,曾欣喜异常,来信说毕业后他会给我买别墅,60年代中,我毕业后正逢“文化大革命”,他也曾经提出过买房子事,我婉言谢绝。如果他们看到我家这么寒酸,真不知会作何感想呢……

     那次在家里跟弟妹见面时,为了打破“陋室”带来的窘境,二妹笑着说:“嫂嫂真漂亮!”

     二妹是番妹,普通话说得不好,我没听清,再问她说什么,她又朗声笑了:“嫂嫂真漂亮!”

     这是实话实说,我高兴地笑了,妻子也朗声笑了。

     我妻子年轻美貌,为人热情随和,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怪不得临别时,妹妹再三问我在上海买房要多少钱等等,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婉转地说:“我们惯于清贫的生活,何况,上级领导也会考虑我们的住房问题。”

后来,我对陋室不再遮掩了。我有一种想法:各人志趣不同,追求也不同。我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想多留下一些精神产品。不久,《联合时报》、《深圳特区报》等编辑均向我约稿,我在《联合时报》上写了一篇《我的书斋》。我说,我没有书斋,但我又有许多书斋:车上、路上、办公室、宾馆、公共场所……都是我的书斋,我在这些地方读了“世间这部活书”(鲁迅语),写了不少随感。我再也不会以陋室感到尴尬,而是觉得陋室给了我丰富的生活想象,给了我无穷的乐趣。

     那次曾令存来访,看到我如此简陋的家,惊异不已。不过,他接着说:“很好,很好。简单一些好。”我知道他是替我掩饰。我可以打赌:不要说沪上知识阶层,就是工人中也不会有我这样不花一分钱装饰的家,即便是在我老家:梅县城镇的知识阶层或是工人中,也决没有像我一样简单到不事修饰的家。不过,我总是崇尚这样的生活美学原则:简单就是美。

     后来,我终于告别了那简陋的家,搬了新房子。房子面积不算小了,处于文人聚会的黄金地段,在上海像我这样几口之家有这样的房子,在知识分子中是较为鲜见的。而我家仍很简陋,只装修了三天:粉刷墙壁,用白水泥加胶水再加颜色往地上刮一层,再上一层蜡,装上纱门纱窗,完毕。没有沙发,没有空调,没有高级音响,只有一台16寸的乐声牌彩色电视和一架钢琴。在物欲横流、金钱生辉的时代,我这家也算少有的了。

      刘禹锡在《陋室铭》里有两句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谪官,身居陋室,却志存高远,实在令人钦佩。鲁迅也说过,一个人不要为了生活所累,也就是要有所追求的意思。只有不断追求,不断创造,于社会才有意义。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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