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的名和姓【情趣散文】-丘峰-时空博客-梅州博客-天下客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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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的名和姓【情趣散文】

我的名和姓像我的生活经历一样，颇为曲折坎坷。

我原名丘滔珍，此大名从小一直沿用到6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60年代末开始写文章时，怕被人误以为是女的，便取笔名丘峰。我为此惹了不少麻烦，也闹了不少笑话。

我的家在岭南的客家山村，具体说来是在梅县城北玉西管理区淹坑村。一听村名读者就知道是山角落里。

丘滔珍的名字是当时山村里的风水先生给取的。客家人的男孩子取女性的名字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在我前面的三个都是男孩，父母盼生个女孩，结果生出的还是个带巴的。风水先生便给我取了女性的名字，让父母好望梅止渴。

可这名字给我带来不少麻烦。1961年，我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一时，晚上突然诗兴大发，摸黑写了一首诗，第二天向《汕头日报》投稿，很快被录用了。此后我又接连发了几篇小说，在梅县颇有点名气。有一天，校长突然通知我说，《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住在县委招待所，约我和另一位作者刘满红去见面。下午，我们匆匆赶到江南，找到程贤章（现为广东著名作家）。房门开了，当我们问程贤章时，他问找谁，当他听说眼前一个是丘滔珍，一个是刘满红时，他怔住了。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说，编辑部的同志原以为在梅州中学发现了两位女作者呢，原来我们都是男取女名的！想想也是，一个叫什幺“珍”，一个叫什幺“红”，不是女的才怪呢！

还有使我发窘的是我上大学时的事。1961年，我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8月底，当从广州乘车到上海时，正巧湖南发大水，火车不通，我连忙发电报通知学校。后来，我中途下车，到我三哥工作的株洲冶炼厂；第三天又中途下车，到我大哥读书的浙江大学住了几日，结果赶到学校时已经上课了。在火车站和校门口没有新生接待站了，我只好自己去找老师报到。当我找到指导员王老师时，指导员带着迷惑的神情看着我，当他问明我就是唯一还没报到的丘滔珍时，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说，他以为我是个女的，把我的床位安排到女生宿舍了。而且，女同学也等着我这位“女同学”呢！

后来，当女同学知道丘滔珍竟是这么个“女同学”时，都大笑起来。后来呢，我不少信件也常被误投女生的信箱，还得由女同学送到男寝室给我。每次，女同学来，总要在我寝室门口看看我，还故意跟我说笑，还邀请我到她们寝室玩，然后便哈哈大笑。那时的大学每星期都有几次政治学习，有时便到女寝室开会，她们便故意说，喂，倒水呀，你也是主人呀，弄得我满脸通红。

有一次，我在印尼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听说我考上复旦大学，特地从印尼写了求爱信给我，称我为“小姐”，还寄上一张很潇洒的照片，希望我跟他交好朋友。我真哭笑不得。为了礼节关系，我回了一封信，并回寄一张很男子汉的照片。那位求爱者可能不好意思，再也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女性化的名字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一直想“革”“她”一回“命”。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连灵魂深处都要“闹革命”，灵魂外面的“封、资、修”的名字更是在“横扫”之列。而且，那时从我家乡传来不幸的消息：给我取名字的风水先生，因为宣传“封建迷信”而被造反派用锄头“砸烂了”“狗头”！我感悲哀。我想再也不能使用“封建主义”留给我的名字了。于是，在一片“砸烂”声中，我发表声明：本人更名为丘峰，取攀登高峰之意。至于攀登什么高峰，那就见仁见智了。

“丘峰”这名字在那时确实很有妙用，例如，你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便攀登毛泽东思想高峰；你抓“走资派”，我便攀登抓“走资派”的高峰；反正你搞什么，我的名字便可以理解为攀什么高峰，至于我真正想什么，你可不知道。另外，当时正在学雷锋，“峰”与“锋”谐间，也可以理解为攀登学雷锋的高峰。而且还有一个我从未言明的原因，就是我的大哥原在印尼读巴城中学，后来回国内读书，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原名“丘果珍”改为“丘山”，我的“峰”字也是与“山”相连的，有“山峰”之意，我甚为得意。从此，除了极少数的知友外，朋友和读者只知道有丘峰而不知道有丘滔珍了。

再说我的姓。我的姓在“百家姓”里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丘与邱是同一姓，都是姜太公的后代。姜太公的三公子封地营丘，便以丘为姓。后来清朝皇帝雍正老头为了避孔子孔丘的讳，硬是把丘姓加上耳朵变为“邱”。再后来我们的同宗丘逢甲不卖这个帐，号召邱氏归丘，于是便有当今的丘邱两姓。

我这个丘姓在按姓氏笔划排排坐中也占了便宜。1988年初我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常委，在电视台和报上刊登主席团名单时，一眼便看到排到最前列的本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坐主席台时，由于我的姓氏笔划少，排名很靠前，我的坐位就在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朱鎔基的后一排，这些长者在就座前，还亲热地向我们握手打招呼，使我们感到亲切。

但是，我的姓也给我带来不少苦恼和笑话。60年代中，我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五年级，奉命到奉贤县胡桥公社法华镇搞“四清”。在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贫下中农的“根子”，在叫我时总是这样叫两句：“丘同志，好同志。”其实，按那时的规矩，只要叫我“丘同志”就可以了，可他们偏偏要在“丘同志”之后加上个“好同志”，叫者别扭，听者也难过。我颇感困惑。后来工作组里的一位“精通时事”的同志告诉我：“你知道吗？奉贤土话说’丘’与’坏’是同音，例如，他们说‘丘人头’即是‘坏家伙’，如果单叫你‘丘同志’岂不是说是‘坏同志’了吗？”这一释疑倒叫我出了一身冷汗。那位同志又说，他们在“丘同志”后面叫声“好同志”，一来不会把你与坏人等同，二来是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听罢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

“丘”字在宁波话里也不甚中听。那年我给女儿取名时，取了个单名“虹”字。我家乡在岭南的客家山村，我对雨后两山之间的彩虹情有独钟，出于对家乡的怀念，便给女儿取个“丘虹”，暗喻秋天里太阳雨后的美丽的彩虹，我甚为得意。谁知，一个好心人给我当头一棒：“你知道吗？宁波话里说臭咸菜叫‘丘哄哄’，在宁波话里‘丘’与‘臭’谐音，孩子长大了会给人叫‘臭哄哄’的。”好心人的话说得我大汗淋漓，但我又舍不得美丽的“虹”字，于是，我便在“虹”字前面加上一个“晓”字。前些天女儿回来，我告诉这件事，听罢大家都哈哈笑起来。女儿庆幸老爸英明，没让女儿背个“臭”黑锅。

在广州，“丘”字读音也不佳。1982年我出差到广州，当时《南方日报》的关振东、李钟声、谢望新等好友请我吃饭，席间主人频频举杯劝酒：“’妖风’，请！”我听到关兄很响亮的“妖风”二字，不禁楞住了，我怎么成“妖”了呢？后来我才知道，在广州话里“丘”与“妖”谐音，因而我便成挨孙悟空打的“妖”了。我真不知道我的姓名“丘峰”二字在广州话里竟如此不受欢迎，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后来我在花城出版社工作期间，“妖风”之声不绝于耳，我真变“妖”成精了，而我也习以为常了。我想无他，不“妖”则已，一“妖”到底，老祖宗赐我的“妖”（丘）姓是不能改的呀。不过，后来我还是离开了封我为“妖”的是非之地，回到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