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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海：为构建“文化深圳”大厦添砖加瓦标签: 434,深圳
杨宏海在深圳市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上讲话（2009）
杨宏海著《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上、下卷 “在‘文化深圳’的征途中，我紧跟时代的脚步，一刻也未曾停歇。”在上世纪80年代，跟无数青年一样，杨宏海怀抱理想主义的文化情怀，走出梅州的客家围龙屋，来到中国的发展前沿——深圳。三十年来，伴随着深圳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他也为构建“文化深圳”这座大厦不断付出心血，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大部分重要文化实践。他率先提出“打工文学”概念，深入推动深圳文化研究，曾担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时刻把握着深圳文化的脉动。回顾心路历程，可以借用他一本书的名字概括，即“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五位深圳文化研究学者，左起吴俊忠教授、郁龙余教授、杨宏海教授、胡经之教授、景海峰教授（2010年）
1986年杨宏海陪同日本作家村山孚采访副市长邹尔康（中） 初春的一个中午，杨宏海如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起自己几十年来参与建设“文化深圳”的思考与实践，65岁的杨宏海情怀依旧，壮心不已。 深圳有可能形成新的民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撰写的《黄遵宪与民俗学》最早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并于1987年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这是深圳第一次荣获省级社科学术论文奖，民俗学是您最初的研究方向吗？ 杨宏海：我在嘉应师范专科学校时最早是做当代文学研究，但我对民俗学比较感兴趣。1982年，全国首届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在梅州召开，当时正在华南师大进修的我提交了这篇论文。本来我在华南师大的老师还不是很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有关黄遵宪的研究已经很多，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其爱国主义、民歌或是作为外交家、教育家的贡献，但我自己发现黄遵宪在民俗研究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于是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写下了这篇论文。那次学术交流会结束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特约编辑杨天石先生要在参会的四十多篇论文中选一篇在该刊发表，最后选了我这一篇，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杨先生，谈起此事，他非常淡然地说：“我们选论文不看背景，就看质量。”斯人斯语，至今让我非常感念。 1988年杨宏海代表深圳市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图为与作家秦牧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1996年杨宏海聘请余秋雨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合影
1986年，杨宏海执笔撰写《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引起关注。
1992年，杨宏海撰写深圳第一篇研究文化产业的文章，此文后在《中国文化报》发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来到深圳后又站在民俗学的角度，写了一篇《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圳新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是否也是遵循着既有的研究思路？ 杨宏海：我非常尊崇客家先贤黄遵宪关于民俗的一个理论，他把“治国化民”、“移风易俗”作为研究民俗的主要目的，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讲到古时皇帝会派“輶轩使者”到各地，“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然后向皇帝反映，为朝廷制定政策参考。黄遵宪认为“治国化民”必须研究、通晓民俗。他说“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政府倡导可能就变成一种风气，下面的百姓执行后就变成一种风俗。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的自发性活动，虽然没有政府的主导参与，因为契合了百姓需求，也相沿成俗，这部分民俗甚至在整个民俗范畴内占的比重更高。比如现在的微信拜年、“抢红包”也是一种新民俗，但并非由政府倡导。
2000年，杨宏海与熊源伟等人参与歌舞剧《祖国、深圳对您说》主创，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98年，杨宏海当选深圳市专家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与牛憨笨院士、倪嘉攒院士等在主席台 我来到深圳后发现，这个移民杂居的城市，新风旧俗相互渗透，有可能形成新的民俗。然而有内地的民俗学者好奇：深圳改革开放，怎么会跟民俗界发生关系呢？对此我就举例，深圳有很多劳务工，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从1986年以来，深圳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创办的“大家乐群众自娱晚会”，在广场上搭起一个舞台，采用自荐自演的方式，吸引了为数甚多的观众。观众都站着观看，很少中途离场的。演得好的给掌声，演得不好的给笑声，始终充满着融洽、欢愉的气氛，从未发生过起哄、打架的现象，许多前来参观的海内外游客也暗暗称奇。这是深圳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民俗现象。我对深圳新民俗的关注即源于此，后来《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这篇文章获得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1995年，杨宏海率深圳文化局招聘小组到北京大学招聘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才
1999年，杨宏海主持“深圳市文化研究成果表彰会”后合影 深圳文化“特”在开拓创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1985年从高校调进深圳至今，您对深圳特区文化的探索思考从未间断。今天深圳文化的发展是否在您的理想之中？ 杨宏海：应该说是一种超常规发展，但总的来说还不尽理想。1995年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要招聘人才，我带着文化局的一个人事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到北大招研究生。当时深圳正是非常“热”的时候，北大听说深圳来招人，本科硕士博士共来了三十多人。期间有学生就问我：深圳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服务一辈子的？当然，随行的人事处长谈了待遇，我则谈了自己的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思想观念、生活质量、现代化程度和自由度都比内地超前了二十年，许多学生觉得很有道理。 此外，当时我给大家的笔试只出一道题目：谈“我心目中的深圳文化”，让大家自由想象。学生都希望深圳有很好的图书馆、研究院、博物馆，有活跃的文化交流，有很多的文化人来到这里，他们当然更多是从硬件角度来希冀。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硬件条件基本都达到了，但不足的是缺乏浓郁的、高品位的艺术氛围和学术文化环境，可见文化软件、即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方面还有待努力。
2009年，杨宏海主持“第五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
杨宏海教授倡导并长期致力于研究打工文学，先后主编出版6部打工文学专著
特区打工者创造的文化品牌报道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早在1986年您和同事就曾合作撰文《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困惑在思考：究竟深圳文化“特”在哪里？ 杨宏海：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会感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我们无论说“深圳文化”、“文化深圳”、“特区文化”，还是“深圳学派”，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需要我们不断探讨，而且需要一种学术真诚。所以，深圳文化“特”在要不断开拓创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创建并主持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期间，为何会邀请余秋雨担任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杨宏海：1995年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上海举办“沪粤两地文化发展研讨会”，其中包括深圳的学者。会上我代表深圳作了一个发言，谈我所理解的深圳文化，当时余秋雨先生也在场。当我发言之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称赞我的发言很好，并表示接下来会花更多精力对深圳文化做研究。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余秋雨先生的思想非常新锐超前，带有上海学者的创新精神，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请求：邀请他到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当名誉主任，没想到余先生当场很痛快地答应了。回深后我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领导汇报，以市政府的名义正式聘请余秋雨先生担任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接着成为深圳的文化顾问。在聘任仪式上，他发表了《深圳应有的文化态度》学术演说，该文随后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全文刊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当时他在文章里提出了“深圳学派”的构想。
杨宏海倡导并推介深圳“青春文学”，图为2008年与英国创意大师霍金斯、文学少年袁博、赵荔在文博会开设论坛
2010年，杨宏海与中国作协领导高洪波参加“深圳青春文学论坛”
2006年，杨宏海参与深圳市与中国作协合办“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创作工程”任办公室主任。图为杨宏海主持作家座谈会。
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杨宏海在参加深圳大学研究生答辩会后与学生们合影。 “深圳学派”突出现实研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距上世纪90年代提出构建“深圳学派”，已有20年时间。您对“深圳学派”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吗？当时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 杨宏海：“深圳学派”是深圳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如果按照余秋雨先生的理解，更多是一种少年文化、青春文化、后代人文化，他不主张老年文化、正统文化。今天来看，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我们认同他是对的，那么景海峰先生的国学、郁龙余先生的印度学，都可能成为他的批评对象。那么，余秋雨先生的少年文化、青春文化是什么呢？我同意胡经之先生说深圳最适合研究的就是现实文化。那么，什么又是现实文化呢？ 我认为，真正的“深圳学派”，一定是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所以，我发现余秋雨先生是非常睿智的，他的观点至今也是不过时的。他觉得深圳没有更多传统文化的重负，又面临八面来风，是最适合多元文化交融与创新的“松软地带”。当时我们要探讨的深圳文化，是既不同于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传统文化，但又不能像港澳台比较西化的文化。深圳文化就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形成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融合交汇的新型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
杨宏海发起并连续主办七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成为“创意12月"的一个亮点
原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为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成立授牌（2009）
2006年，杨宏海参与发起编纂广东省第一部客家文化丛书（共八本）。图为其中杨宏海选编的《客家诗文》。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就像在武林门派里，各门各派都会拥有自身独特的剑术拳法，以此作为行走江湖的看家本领。那么当我们谈起“深圳学派”时，它有没有这种领先独特的“招式”，即一个比较清晰的主攻方向？ 杨宏海：“深圳学派”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突出现实研究为主体，主攻方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文化。市场经济新文化有市场经济新伦理，比如有一些深圳企业就提出了新伦理，像康佳提出“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万科提出“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华为则是“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不让焦裕禄累出肝病”等等，这些就是市场经济新伦理。而景海峰在研究国学的同时，也在研究国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和价值；郁龙余的印度学也包括研究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经济文化交流。简言之，如果站在全球的视野上，每个学者最终都可以在市场经济新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学等方向切入，这些都可以设定为深圳学派的总体目标。在全球视野下，深圳经济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样本，深圳文化是中国精神文明的样本。所以，市场经济新文化就是“深圳学派”的靶子，深圳学人有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作出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内容原载：《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2016年3月28日，作者：魏沛娜。《客家人》杂志记者赖俊权配图整理
杨宏海参与创作的客家歌舞剧《月照围楼》，获“创意12月”最佳创意奖
专家学者参与《月照围楼》艺术研讨会
《月照围楼》剧照
2011年，杨宏海策划并参与创编的歌舞集《岭南三韵》，首次将广府、潮汕、客家三民系民间艺术融合呈现，深受欢迎。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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