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宏的博客

中山大学 李吉奎

           最近（2015年7月），林抗曾君整理的《林一厂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上卷为诗词，下卷为文录（包括史料、政论、书信及日记选录，以及作为附录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简本”）。此外，还收入林一厂年表及著作简介。所录诗词，整理者适当作了笺注。它的出版，有益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为客家文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篇章。

      林一厂（“厂”音ān，同“庵”。1882—1950年）名百举，名字并行，广东梅县丙村镇银竹村人。早年毕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是丘逢甲、温仲和的学生。他又是癸卯（1903年）嘉应州科举的秀才，中西学问都有较深厚的基础。他除了1906年和1915年，先后在梅县松源公学和松口公学短期任教外，一生都在外地做事，因而在故乡其名不彰，市、县地方志均未入传。然而，林一厂是入史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前后，他在汕头、上海办报，由他任总编辑的汕头《中华新版》，不仅是嘉应州人士在汕头办的革命报纸，还是岭东同盟会的活动据点。1911年，清政府当局以“莠言乱政，妨害治安”禁刊，旋又更名《新中华报》继续鼓吹反清革命。11月，广东光复后，林一厂参与策划潮汕光复。为支持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东都督府派遣姚雨平（平远人）率数千北伐军开赴南京。林一厂投笔从戎，任总司令部参议，部队一直打到安徽固镇、宿州，南北和议告成，始经徐州而还。1912年4月，姚雨平、叶楚伧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林一厂与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等同任主笔。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林一厂任参议院秘书；同年，被临时政府稽勋局聘为名誉审议（由各省议员推举参与革命诸役同志二百余人组成）。1926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次年，任江苏省民政厅秘书，迄1934年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抗战期间入蜀，主持党史会总纂办公处工作，兼秘书职。至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林一厂知友丘念台（丘逢甲之子）、李翼中（梅县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侄子林霖（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外甥陈淦（国民党末期梅县县长）等戚友相继去往台湾，但他老病侵寻，偕家眷回乡，于1950年冬去世。

      通读《林一厂集》，发现该书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林一厂生平所具的三重身份，即报人、学者及诗人。如前所述，辛亥革命时期，林一厂任汕头《中华新报》（后更名《新中华报》）总编辑时，该报为中国同盟会在岭东的联络站，负宣传、组织工作，成为辛亥潮汕光复的策划地。现在我们所见邹鲁、张醁村、徐彰国、翁辉东的记述、回忆、杂记等，其中邹鲁不是当事人，不议；另外三人的文章，均是时隔五十年后的回忆，或非与事主角，所记不免得之传闻，准确性要打折扣。上世纪三十年代，潮汕光复的一位当事者孙丹崖，写了一篇《辛亥潮州革命纪略》，由党史会收藏。该文所记，不无个人成见，语涉偏颇。林一厂看见后，便于1936年3月间写了一长篇文章《<辛亥潮州革命纪略>订正书》，予以纠误。它是参与通盘策划者又以党史会编纂身份写的文章，《林一厂集》将孙、林二文一并收入，研究潮汕光复者不妨予以取正。“今日新闻，明日即历史”，林一厂任总编辑或参与编务的汕头《中华新报》（《新中华报》）、《大风日报》，上海《太平洋报》、《生活日报》等报纸，百年前纪事，其所存残丛，实为今日研究者以片笺片玉视之。

      从《林一厂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身影。1925年3月，林一厂以报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汕头各界隆重追悼孙中山大会。嗣后，他开始研究孙中山遗著。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仅开了一半，孙中山便开始演讲他的三民主义，即我们今天说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他先后讲了十六次（即十六讲），还有两讲尚未讲，因1924年11月赴北京便永远结束了。林一厂將“十六讲”节录出最精要部分，“未改一字一句，也不添一字一句，依着原来讲授的次序缀编成为一气连贯、简赅而流畅的一部书。”至1927年8月，这个《三民主义简本》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定核准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政治学校、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政训部的读本，两年后重印。这样，林一厂便开始走上孙中山和国民党史研究之路。他到党史会工作，也是正理明份了。国民党党史会成立于1931年，开始是邵元冲任主任委员，他安排了一批资历较深而又无法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任编纂、采访等职。1936年西安事变，邵元冲误伤身亡，由张继接任主委一职。张继与林一厂是老朋友，张对林的信任，使之能擅其长才。在党史会中，林一厂以史料征订、鉴核见长。凡经手一件史料，必签按语，说明其价值。林既负总纂处等职，便有可能接触党史会全局，留下一部工作日记。其中过录了大量由地方党部交党史会收存的史料，包括孙中山家世源流意见歧分的全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的纷争，以及后出的罗香林的“紫金说”）。日记中有不少独立成篇的记载，整理者挑选出来，收入《林一厂集》下卷。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他身为国民党员，却对中共有些感情。1927年，林一厂为清党时被杀的张蓉城烈士题柳亚子《秣陵悲秋图》的七律诗中，有句“嗟余却与君同恨，瓜蔓门墙大有人”，谴责当局残杀革命者。又如，林一厂任总编辑编了一部《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记》，被国民党中常委否决。究何原因，当时并不清楚。解放后，原党史会纂修龙铁元（留大陆者）在《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纪事》一文中称，否决的原因是该稿“避免丑诋异党之语，此不合用之总因也”。联系到现存林一厂日记对中共、中共领导人的称谓并无负面用语，可见林一厂在自己的文字中避免丑诋“异党”，决非偶然之笔。曹丕在《典论》中指摘一些文人“貴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作风，认为“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观乎《林一厂集》下卷所收文录各篇，曹丕所言，林一厂庶几副之。

      结社，历来是中国文人议政的场所，间或以吟哦为掩饰，进行反政府活动。晚清时期，大者如全国性的“南社”，小者如吾梅的“冷圃”，便是这种松散组织。据统计，嘉应州属文人加盟南社者有27名，其中最为活跃，与南社活动最密切者，便是林一厂。南社领袖柳亚子与林一厂迭有唱和，至称林一厂为“慷慨义侠之士”。他在《礼容招桂龛缀语》一文中说，一厂的诗“朴实真挚，诗如其人，亦人如其诗也”。南社另一骨干叶楚伧，二十出头便被林一厂请到《中华新报》任主笔，初显其文字长才。叶楚伧曾说：“林君天下士，文采擅殊姿。”又说：“南冠三年，回肠荡气之交，第一是林一厂。一厂敦笃，而一往情深之致，尤令人如饮醇醪。” 叶楚伧强调林诗之文采，柳亚子则赞其情致，合叶、柳评语而体认，则林诗之不同凡响，自不待言。梅水向多诗家，有的诗家品味不低，但迄今尚无一部岭东诗史问世，希望有心人能写出这种书来，以不泯前贤之迹。如果真有这种书，那么，林一厂必有专节介绍，此事行之不难，《林一厂集》出版已为之作了基础工作。

      林一厂生前未尝出版诗集，他一生写过多少首诗，也无法统计。1943年10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阅旧作并订成一册”，“忆前在镇江，曾函托柳亚子代余搜集旧作。据复，搜得南社集中及黎里磨剑室中存稿，共有诗五百余首。兹连诗文词都不过一百零三首，所遗太多也。”这是指1934年以前在江苏省政府任职时之事。现在，《林一厂集》上卷收诗词二百二十五首，这些有多少是与柳亚子所查五百余首重叠的，不详。据柳亚子自述，他本人所存图书、手稿、函札，在抗战开始时，交给上海合众图书馆保存。解放后，合众图书馆结束，交上海某大图书馆。《林一厂集》整理者，曾前往该馆查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故该书所欠缺者为林诗之大部，言念及此，不免令人扼腕，此须郑重告知读者也。至于本集未收编的诗词有无可能脱离尘封暗室之厄，则实在无法逆料，因为绝无希望之事，有时突然会出现转机。比如《林一厂日记》收藏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资料室，偶尔有人查阅，谁也未想过將它整理出版。但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所方让我去整理。我费了半年多时间，连抄带标点，完成任务，将这七十万字的书稿交中华书局出版。据说，这部列为“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的《林一厂日记》，还被该局自评为当年（2012）出版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一部书。我举此例子，无非是想说明，林一厂的全部诗作他年若结集问世，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林一厂常年出门在外，在他存活的岁月里，没有直接为家乡做多少事。但是，它时刻惦念故乡的田园庐墓和亲朋好友。从他的诗文、日记中可以看到，他除了在重庆、南京与客籍友人多有交游外，还与家乡的亲友音信不断，每听闻家乡水旱灾害、粮价上涨、治安等情，均记载于日记上。年届老迈，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成为梅州客家老辈中出门仕宦的最后一位正常归宿者。所幸在他身后，日记、诗文集相继出版，客观上为“文化梅州”的建设添砖加瓦。此外，期待他另一部孙中山研究巨著《总理史迹》稿（现存台北党史馆），能早日整理出版，为“孙学”添上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