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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的苦难》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是布迪厄晚年主持的一项重大的学术活动。这个研究项目历时三年之久。1993 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 《世界的苦难》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隆重地呈献给了世人。此书一出,立刻登上畅销书榜,并在当时法国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团结等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当代法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英文版于1999 年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面世,取名《世界之重: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分别由政治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布迪厄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世界的苦难》与其早期和中期的作品相比,显得相当特殊。这不仅在于它的形式,更在于其内容所蕴含的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与其22 位合作者,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细致深入的生活史个案,为读者展示了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在形式上,这部著作大多数篇幅是对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的经理人、农民、中学生、老人、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 hustler) 、右翼分子及支持者,也包括那些基层的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法官等各式人等的访谈。而且,为了尽力展示蕴含于其中的“荒谬”,同时也为了避免刊诸书面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访谈内容尽量保持了未加雕琢的原始形态。（注1）实际上,布迪厄和他领导的小组所做的这些访谈本身就是这些研究者运用“社会学技艺”在实践中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创造性过程。正是通过研究者的社会学解读,这些主要来自于底层的日常生活的片断和讲述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厚重感。 社会疾苦的形式 关于什么是社会苦难,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界定。（注2）但是,阅读这部著作中每一个故事,就会感受到其中无不流露出的痛苦。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有种种具体的表现,甚至有评论称这部著作是当代法国社会苦难的百科全书。了解什么是社会的疾苦,当然最好是去细读这部著作中每一段具体生动的故事。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这些细微具体、隐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社会疾苦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 其一,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表现为内在矛盾形式的“位置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 。 比如,布迪厄和研究者们揭示出,对于那些为弥补市场经济不足而承担着所谓“社会功能”的警察、基层法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人员来说,在他们致力于应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疾苦时,在国家赋予他们的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间存在矛盾,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必然会感受到这种张力,体验到这种“双重困境”(double binds)和政府体制之内存在的“制度的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 带来的痛苦。 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学校也陷于矛盾境地。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集体失望和潜在的社会排斥的永久之源。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给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是又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提供任何保证。那些在学校和劳动力市场接连遭遇失败的青少年具有一种在社会阶级的等级体系中“底层化”( subproletariat) 的特征。在市场原则主导的教育体制下,学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所谓“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分化,这种分化由于污名化机制而不断加剧,实际上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教师、学生感受到这种结构性矛盾:学校中充满了失序、紧张、甚至暴力,学生心理脆弱、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教师承受着多方面压力,为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所困扰。 另外,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还提到了一类存在于家庭代际继承关系之中的痛苦。布迪厄指出,当代社会,不管有无可能实现,父母都将自己的期望补偿性地投射到子女身上。无论成败,许多人对父辈的期望和自己所能达到的成就之间的差距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与社会流动、教育体制、种族歧视、阶级结构和女性地位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世界痛苦的一个重要社会来源。比如,对于那些新一代外来移民来说,他们与父母一代产生了显著的断裂和冲突。他们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他们与过去、宗教、家族有着某种断裂;但又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之中,而是遭到更强烈的歧视,这种地位双重性给这一代移民造成心理上的焦虑和背叛感。 其二,一种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解组,表现为伴随着集体衰落的个体的悲惨际遇。社会怨恨、种族歧视、工人阶级衰落等问题明显地属于这种社会疾苦的形式。 布迪厄和研究者们发现,在法国外来移民聚居区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与交往遭到破坏,正常的邻里生活不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微琐事分歧,都可能成为本地人和移民之间产生摩擦的导火索。暴力行为时常光顾这样的地区,本地居民搬离,公共设施撤出,外裔族群和整个社区经受着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的过程。种族歧视、社会怨恨不断积聚,导致了对极右排外主义的政治支持。（注3）在黑人聚居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沉默的暴力,合法的劳动市场衰退,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兴起。社会信任被严重破坏,每个人只能依赖自己,生活变成了一种日复一日的生存技艺。这些地区常规的规范机制缺失,陷入一种霍布斯所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演变成一个自相残杀的闭合的循环,遮没了以往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毒贩向自己的母亲兜售毒品,兄弟反对兄弟,穷人反对穷人,整个贫民窟共同蹈向一种集体自杀的陷阱。更具悲剧性的是,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演变成为一套“事物的秩序”,甚至剥夺了黑人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 工人阶级经历了一场集体的衰落。工人分裂成产业工人和临时工两个群体,老工人们无法传授他们那一代长期为之生存和竞争的技艺与经验。劳工运动消失殆尽,工人中间充斥着不信任和躲躲藏藏的暗地行为。在新一代工人中间,缺乏政治意识,缺乏统一的集体性的政治语言,他们只是考虑现实的谋生问题。仅有的反对态度,也只是针对那些他们认为挡住他们道路、阻碍他们机会的“老家伙们”。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大工业的衰落,冒出林立的小公司,雇员很难成立工会,维护自身权益。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令工人们只能屈服和沉默。而管理者通过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群体,鼓励形成围绕管理者的群体,强化特殊主义、增加人们之间的妒忌和敌对。这些策略消解了工人们之间的社会连接。“过去工人团结起来对付监工,而现在是工人反对工人。”(Bourdieu ,1999 :331)“没有谁能帮助谁,每个人只顾自己”(同左:319) 。随着整个工业区的衰落,工人个体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职业生涯断裂,生活陷入危机状态。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离婚、酗酒、自杀等现象十分普遍。（注4） 社会疾苦的政治根源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社会疾苦呢? 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并没有就此综合地给出明确结论,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布迪厄对此的分析。比如,在住房供给等问题上,布迪厄指出,考虑到1970 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背景,（注5）“国家的退出”( the abdication of the state) (同前:181) 以及公共设施服务的枯竭,必须为外来移民聚居区的衰败负主要责任。华康德在对黑人贫民窟勾勒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 的黯淡景象中也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市场与国家双重退出”(同前:152) 的过程,或者说一个“美国政府有意为之的城市放弃政策”(同前:132) 的过程。 “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同前:183) 。在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下,国家精英鼓吹市场的原则,而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后果都被推卸给了那些承担社会职能的公共服务部门。在布迪厄看来,那些承担着社会职能的人员也感受到身处“双重矛盾”之中的痛苦,也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造成的。在谈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布迪厄则指出,福利形式从集体福利到针对个体的救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从直接针对分配结构的政策向简单地纠正资源分配不平等效应的政策的转变,这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国家救济形式, “加上工联主义及组织群体弱化等原因,将一群具有动员潜力的人们转化成由碎片化的、孤立的穷人组成的、充满异质性的乌合之众,用官方说法,即弱势群体。”(同前:184) 其实,在布迪厄对社会疾苦的研究中,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社会疾苦,在其背后都有着某种共同的政治性根源。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个世纪之前涂尔干在社会转型中找到了失范的原因……,而今天,布迪厄则发现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运作。”( Reid ,2002) 如果说,在《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中,在这一点上布迪厄表达得还相当含蓄和零碎,那么在布迪厄后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十分明确。在一篇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檄文中,布迪厄明确地指出, “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旨在破坏可以阻止纯市场逻辑的集体结构的行动纲领”,使社会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状态(Bourdieu , 1998) 。该书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之后,布迪厄接受了《社会主义评论》的采访。当采访者问及为什么近些年来许多人日子越来越难熬的时候,布迪厄的回答直截了当:“主要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和我称之为‘国家的退出’的政策。”(Bourdieu , 2000) 布迪厄晚年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也正是由于他看到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这些问题,才力图通过政治的手段来矫正这个有可能将世界重新引入灾难的危险趋向。在他看来,20 世纪末期“欧洲人民面临着历史转折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斗争的成果,为了争取工人和市民尊严的各种知识的、政治的战斗成果已直接受到威胁”,这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倒退的可能性, “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 为掩护使复辟正当化”(华康德,2003) 。这里所说的威胁,也就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行其道。 通过《世界的苦难》一书,布迪厄不仅指出了新自由主义转向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而且,也表达出对由此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的忧虑和关切。比如,他把对法国极右势力政治支持的上升看作种族歧视、社会怨恨的结果,而这些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所导致的社会不满和社会分裂的重要形式。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称作“保守的革命”或“进步的复辟”,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回复到过去,却伪装成进步的姿态,把倒退说成进步。”( Grass & Bourdieu , 2000) （注6）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看到或者预见到了新自由主义泛滥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但布迪厄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怀着悲悯的情怀,运用社会学的技艺,在社会世界的日常生活领域向公众展示了这些社会疾苦的存在,并揭开了屏蔽这些社会疾苦的权力机制,从而给新自由主义以最深刻、最扎实的回击。 注1：一旦投入对社会疾苦的研究,那些日常的苦难极大地触动了研究者。在与德国作家格拉斯的一次名为《来自下层的文献》的对话中,当格拉斯问及为什么不运用一些文学技巧,让描述带些反讽的幽默时,布迪厄表示,研究者在直接记录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亲耳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感到极大震惊,因而很难超然于外,以至于在实际的编排中,不得不舍掉了那些令人感到过于悲伤的案例。然而即使这样,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看似十分普通甚至平淡无奇的案例,却蕴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性”。而为了还原这些故事中的暴力性,需要避免文学化,而以这种极端实际的方式加以呈现。另外,这样做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布迪厄表示,他“感受到此刻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暴行,难以用纯粹的概念分析加以解释,手中掌握的批判资源都不堪以对付这种政治制度造成的后果。”( Grass & Bourdieu , 2000) 注2：在法文版原著中,布迪厄用的是misèry 一词。按照Donald Reid 的理解,布迪厄使用这个词,是为了避开社会学与抽样调查惯用概念的局限。在法国的传统中,这个概念用来刻画物质上与心理上的痛苦,晚近用来描述被剥夺的社会学现象,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像性关系等方面(Reid ,2002) 。布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也指出,如果把物质贫穷作为度量疾苦的唯一尺度,会使我们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社会体制所具有的痛苦性质的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疾苦在医学人类学中已成为一个相当正式的研究传统,如在当代医学人类学代表人物Art hur Kleinman 那里,Social Suffering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这里,布迪厄对“社会疾苦”概念的运用虽然也充满了病理学的隐喻,但其最终的落脚点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身体意义上的。不过,正如Kleinman (1996) 所指出的, 《世界的苦难》深化了对痛苦的社会分析,建构了“社会疾苦”这种新的研究对象。 注3：在布迪厄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布迪厄、华康德,1998 :278) 。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之中,他尤其关注到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怨恨心态及其生成机制,并将勒庞(Le Pen) 为首的法国极右势力的抬头的原因归结为于此。不过,对于这种政治立场,布迪厄视之为一种对痛苦的反应和表达。 注4：在Simon Charlesworth (1999) 所撰的《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一书中,这些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心态,在工人普遍“失语”的形象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 注5：布迪厄指出,在法国,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从1970 年代开始,以1980 年代中期社会党领导人加入这个阵营标志完成。布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中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花招实际上表达的都是高级国家精英的观点和利益。 注6：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革命称作一场“复辟”或者“倒退”,是因为他看到某种历史的相似性。理解他的这个说法,需要回到博兰尼所说的那个“大转折”的时代。十九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兴起。当自由放任、拒绝一切外在干预的市场资本主义挟国家之霸权,试图把单一的经济原则强加于社会整体之上,雄心勃勃地力图建立起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支配原则的市场社会时,却带来剥削加重、环境破坏、经济波动、社会动荡等种种苦难,而由之造成的最严重后果莫过于二十世纪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极权主义政体诞生等人类文明的危机,自由市场体制的神话自身也陷于破产(博兰尼,1989) 。又一个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再次处在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着由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原教旨主义复兴、恐怖主义流行、极右势力抬头、民粹主义泛滥、文明间冲突上升、贫富分化加剧,如此等等。历史似乎在重蹈悲剧性的覆辙,而并非已经在福山那洋洋自得的理论自负中终结于所谓自由市场加代议民主的理想模式(福山,2003) 。虽然经济自由化和市场转型似乎是为解决博兰尼面对的那场大转变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必经的道路,但是这种转型并不必然带来它所许诺的美好前景,而是非常可能塑造出坏的社会模式。事实上,它也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不满、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不断生产出新的不平等,并导致集体价值衰落和社会整合的消解。这些正是布迪厄所揭示当代世界社会疾苦最深重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博兰尼,1989 , 《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布迪厄、华康德,1998 ,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福山,2003 ,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康德,2003a ,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张怡译, 《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b , “运转的社会学工作室: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孟登迎译, 《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卡尔豪恩、华康德,2003 , “一切都是社会的:缅怀皮埃尔·布迪厄”,李怀亮译, 《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Arthur Kleinman. 1996. “Bourdieu’s Impact on the Anthropology of Suffering.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 , No. 2. Donald Reid. 2002.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Suffering : Dignity , Misery and Disrespect . ”Social History , Vol. 27 , No. 3. Günter Grass & Pierre Bourdieu. 2000. “A Literature From Below. ”The Nation , July 3. Pierre Bourdieu et al.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lated by 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 et al. Polity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98.“Utopia of Endless Exploitation : 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La Monde Diplomatque , English Edition , December , 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en/1998/12/08bourdieu. ——. 2000.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 ”Socialist Review. Issue 242. ——.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Polity Press. Simon Charlesworth. 1999. A Phenomenology of Working Class Exper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在其它网站转载，敬请注明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www.sachina.edu.cn 作者：毕向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社会》总第242期（2005.4）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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