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光的博客

·梅县博物馆·朱迪光·

      提起首都北京，人们自然会想起天安门这一国家象征的辉煌建筑和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自然会想起充满北京民俗风情的“四合院”和纵横交错的胡同，自然会想起美仑美奂的中国古代建筑和历史的风云际会，自然会想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而提到“世界客都·文化梅州”，我们应该或者能够让世人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难道仅仅是“围龙屋”吗？在梅州实施“文化梅州”的战略过程中，同时实施“生态梅州”的战略举措和启动“绿满梅州”的工程，我们用树木植被绿化荒山秃岭，以此构造生态和谐的自然界。那么用什么“绿化”我们的灵魂？又用什么来构建我们梅州的和谐社会？那就是与时俱进的客家先进文化。当今全国上下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而社会的和谐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它的构成与文物保护利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不可急功近利，绝非三年两载可建成。因为，和谐社会应建立和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这是人类社会美好的永恒事业。

      梅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城乡中分布着140多处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各县（市）便相继建立了国办地志性博物馆。近年还出现了私办博物馆，民间收藏文物热潮更是方兴未艾。在梅州城乡，考古发掘了远在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各类型文化遗址（迹）。这些，都是新中国建立后所取得的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的成果。就田野考古而言，尤其梅县水车唐代青瓷窑和梅县瑶上宋代印花青瓷窑的发掘，其出土的开片青瓷器，釉色之精莹圆润，器形线条之流畅美观，印花图案之生动精美，引起了中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填补了中国古外销陶瓷史的空白。梅县博物馆珍藏的“八兽足砚”，便是梅县水车唐代青瓷窑生产的精品。其历史之久，砚足之多，规格之大，造型之美，弥足珍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之一，为全国罕见，被鉴定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也是梅州“文化之乡”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

      梅州市迄今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剑英故居”，唯一的全国近现代优秀建筑、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黄遵宪的书斋“人境庐”，及其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黄遵宪故居“荣禄第”等。在近年来的梅州市文化规划建设中，依托这些名人故居，将于2007年分别建成“叶剑英纪念园”并使之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成“黄遵宪纪念公园”和“广东客家博物馆”。作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梅州”的重大举措，实施以来，得到了海内外客家儿女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热烈拥护和鼎力资助。这种政府重视主导，社会积极响应，达成的共识和参与，正是对客家文化认同的生动例证。使梅州市的文化建设，文物保护与利用，对外宣传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使“文化之乡”的文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新成效，开创了新局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仍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人文资源尚未发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尚有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亟待抢救保护，各县（市）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尚未步入正常轨道，民间收藏尚需引向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使之真正成为藏宝于民，利国利民。如何发掘整合，保护和利用这些人文资源，再创“文化之乡”的新辉煌，在建设“文化大省”、“文化梅州”、创建“世界客都”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经济。套用梅州卷烟厂的一句广告语：“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

         首先，对于梅州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进行一次完全意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深入普查，彻底摸清“家底”，为文物保护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2005年8月1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经过公示，寓意民族团结、和谐包容、体现保护概念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将“金沙太阳神鸟”图案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标志。它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加大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社会的变革，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日益消失。为此，最近梅州市将“广东汉剧”、“客家山歌”、丰顺县的“火龙”、五华县的“木偶戏”、平远县的“船灯”、申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举办首界客家风味节，梅州客家菜“双十佳”评选活动等。这是一个积极抢救、有效保护客家文化的重要举措。相信随着不断对历史文化、民间文化、客家艺术等的深入发掘和整理，梅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得到更加有力和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据笔者所知，梅州市的文物普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师生组成文物普查小组来梅普查，严格地说是田野考古的重点调查，还说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文物普查。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在宣传发动上也有一定的造势。为此，梅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在梅县举办了有各县（市）博物馆派员参加的文物普查业务骨干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大部分学员都是初次接触这一文博课题，填鸭式的学习结束后，各县（市）先后开展了辖区范围内相对较为全面的地上文物普查。在普查过程中，梅县博物馆还编辑出版普查简报，举办文物普查成果展览等，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实践中培养了从事文博工作的业务骨干和进行了一场全市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宣传活动，对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从事文博工作的人员少，具有一定素质的专业人员更是奇缺。各县文物普查队伍名为以博物馆人员为骨干，其实有些县的博物馆还是一个人、一张桌、一把椅、一块牌、一把印、“五个一”的挂牌式博物馆。文物普查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临时抽调文化系统内部的干部职工参加文物普查，且大部分普查小组连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照相机，这一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工具也无法配备。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和工作经验的缺乏，致使此次文物普查疏漏不少，建档不齐，同时也有“虎头蛇尾”之嫌。

      直至1982年，叶剑英委员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才先后有过诸如广梅汕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建设工地的依法进行重点文物普查并获得了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一些梅州地区的考古空白。2004年7月至今，由中共梅县县委宣传部、梅县文化局牵头，在全县开展客家传统民居的普查。由此，推动了梅州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梅州市建设局，联合于今年8月在梅州市范围内开展客家传统民居的普查，这是梅州市迄今为止最大范围的文物专项普查，使文博工作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所以，梅州至今仍无相对较为详尽的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档案，换句话说，政府和文博部门仍然没有这方面相对权威的“家底”数据。这方面，广州市开展的第四次文物普查显示，自2003年6月文物普查启动以来，发现文物新线索3000多条。目前，文物普查进入成果转化期，并将按法定程序，核定公布，分级保护。同时，鼓励行业和私人办博物馆，在城市规划预留博物馆用地等。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所采取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获得的丰硕成果，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表彰，并在全国推广广州市的做法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总结过去的经验，根据本地实际，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普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物得到更好地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同时，做好这项文博基础工作，既可锻炼和提高梅州文博队伍的综合素质，又是一次全方位的、普及面最广的文物保护法和激发热爱乡土文化、凝聚民族感情的宣传教育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文物普查，全面系统地深入摸清“家底”，建立权威的数据库，才能为贯彻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和原则，为城乡规划建设凸显地方客家文化特色，为开拓文化经济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使客家文物得于抢救保护，使客家文化得于传承和弘扬，这是一项实实在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彰显祖先，惠及子孙的事业。都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万丈高楼平地起，否则“世界客都·文化梅州”中的客家文化中心的基础如何砌筑？构架又将如何搭建？

      其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不断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物保护的投入和力度。

    梅州经济上作为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文物保护工作举步维艰。近年来，虽然抢救维修了如梅县的叶剑英故居、灵光寺、元魁塔，五华县的长乐学宫，大埔县的明代古城，梅州城区的东山书院等一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梅州市现有各级政府公布的14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当中，亟需抢救维修的仍占绝大部分。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技术、行政管理、法律保障等种种原因，正日益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害，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也日益遭受建设性破坏和威胁。以梅州城区为例，曾几何时，历史文化名城中各种形制的客家传统民居星罗棋布，大街小巷祠堂林立。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日渐消失，幸存中的代表性典型建筑屈指可数。我们在反思历史时常常历数“文化大革命”对历史文物的损毁，并为之痛心疾首。那时是以“革命”的名义，干着明目张胆的千古罪行，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疯狂浩劫。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世界文化史上发生的沉重灾难。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高度警惕，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牢记历史文化的惨痛损失。尽量避免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有意或无意地，甚至自以为好心地“努力地工作着，快乐地犯错误”。使文物在建设的隆隆机声中灰飞烟灭，还美其名曰：破旧立新！其实“破”不一定就能“立”，而“立”也未必就一定要“破”，正如主观愿望未必能与客观现实相统一。《南风窗》2005年7月版，登载了当代中国著名诗人郑单衣对建设工地的感受。在题为“死去复活来，自然吐真言”的答听众问中，郑单衣说：“全中国都在24小时开工，建一座叫‘现代中国’的建筑物，同一座。中国正在被推入一种无历史的、全新的空间，旧城和它的历史正在迅速消失，人们疯狂地追求全新的东西，全新的。而全新的就等于现代化的，最最现代的，在我看来，这非常恐怖。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取代着过去的共产意识形态。现代化这个梦把人全弄疯了，为了摆脱一种丑陋，却陷入另一种丑陋而不自知。疯狂从来就不需要文化和想象力，它只要现在，不要过去和未来。我不反对现代化，但坚决反对丑陋”。由此我们也不由感叹，经济的崛起，一定要带来历史文化的消失吗？或者说一定要付出历史的代价吗？人类冲突日益厉害且旷日持久的，就是文化上的冲突。难道真的最基本的东西，真的最难克服吗？假设素有相信“风水”传统的客家人，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大众，如能象对待自己的“祖祠”和“祖坟”那样地呵护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爱护客家文物，那又将是如何的文化景象和文化氛围？但那毕竟是假设，然而，现实是不能假设的，是严酷的。正如历史不能漠视，不容编造一样。不然文物保护又何来任重道远？

    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博部门都在积极努力地申报诸如大埔县的客家传统民居“泰安楼”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形成一方面，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发掘申报物质文化遗产，另方面，是各级政府已经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绝大部分未能得到有效保护，文物“四有”工作远远未能按专业和法律的要求完成，合理利用就更谈不上，甚至还发生了与“文化之乡”极不相称的具有负面影响的事情。表面看似顾此失彼，实质上是缺乏经济和技术的支撑，缺乏法律的有力保障。这种客观存在，决非三言两语说得清道得明。以文物保护为例，正如著名法学家蔡定剑博士所感叹：“如果一个普通百姓盗挖了一座古墓，他会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而一个城市的领导犯错误毁掉整个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的法律却无从追究！”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令法学界尴尬的局面。其实质又岂只是立法与执法的尴尬，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惨痛损失。例如，梅州城区横跨梅江南北两岸的东山大桥，建成后由已故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生前题写了颇含碑意，别具一格的隶碑体“东山大桥”桥名，虽然当初镶嵌在大桥南端一侧的栏板上而有失传统的做法，但毕竟是一件难得的书法艺术碑刻，为大桥的建筑艺术，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生色不少。但不知何故，前几年大桥维修时，桥匾被计算机书写的呆板的桥名碑刻取代，极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名人书法碑刻原件则不知所踪，或许被“有心”人收藏了。此事的前后比照，岂只是文化品位的高低和艺术雅俗的对比，这不但是对文化艺术的冷漠，更是对文化名人的蔑视和不敬。又如“卍”读作“万”字，是佛教符号，含祈福、吉祥的意思。“  ”则是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的纳粹标记，是战争和罪恶的象征。这是稍有佛教知识和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然而，据《梅州日报》2005年8月19日报道，在梅州市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塔”景区，竟然刻着很多“  ”标记，难免会引起游人的误解，必须坚决整改。此类事决非个别，发生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之乡”中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何谓底蕴，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这就是文化”。（引自2005年第15期《读者》，龙应台：“什么叫文化”。）假如，我们能把近年来新建在梅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梅江南堤，这一有违民族传统建筑营造法则、耗资巨大地“创新”的“文化长堤”工程，当初就能因地制宜地建成富有园林艺术的碑廊，并按历史顺序排列凿刻名人书法作品，供游客、市民休闲观赏；同时，在东山大桥和嘉应大桥牌坊间柱，悬挂上反映梅州人文历史和改革开放以后，梅州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楹联，使当代仿古建筑与古代文学艺术形式揉合在一起，那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城市品位和文化氛围？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正确处理好古代文明的保护和现代文明的建设的辨证关系，使此类事不再发生，抑或尽量减少发生，仅仅靠文博部门的自身力量和竭尽全力，甚至孤军奋战是无法解决的。为此，需要政府的重视主导，各相关部门的主动配合，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和文物法律、法规的坚决执行。

       第三，加强文博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发挥文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梅州市各县（市）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工作尚未纳入正常轨道。作为地志性博物馆，仍未有那个馆设有基本陈列介绍本地的人文历史。加之经费紧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馆舍设施不完备，文物库房设备欠缺，陈列手段落后等。大部分馆都因此变成“挂牌”式馆，或只应付传统假日所谓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抑或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举办一些临时性陈列，充其量也只是个“半挂牌”式的馆。馆舍中的文物库房形同“高级废品仓库”，众多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馆藏文物，长期无法与观众见面，因而无法发挥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文物征集和科学研究更是无能为力。由于历史的、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把博物馆视作是由国家一手“抱养”的“嗣子”，或“福利院”、或“托儿所”。换句刻薄的话，成全了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在挂名干着文博工作，甚至纯粹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另方面又条条框框地在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上唯文凭是论、唯外语成绩考核水平是论，使众多的专业人员为了“分数”竞折腰。难道外语成绩考核满分，而阅读中国古籍却不知道何处标点断句的人就能胜任本土考古工作，或将会被邀请出国考古吗？被中国建筑工匠尊称为“祖师”的鲁班，我国建设部还将其名字设立国家建筑最高奖项“鲁班奖”，他懂外语吗？他有参加古代科举考试获得过“文凭”吗？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存在着种种弊端，出现一方面是讲引进人才，另方面则人才流失的“怪圈”。文化体制改革，只闻雷鸣，不见下雨，大家“混日子”。同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梅州市各县（市）区未能象经济发达地区那样，设立专门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只设置了一些只有一块牌子，一把印子，而没有专职人员，专项经费的协调机构。凡与文物沾上边的事，统统让本地博物馆处置。由于体制上博物馆不具备依法行政的权力，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尴尬的地步，因而吃力不讨好，徒劳的事时有发生。使原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和严重“贫血”的博物馆，经常患上“偏头痛”或“脑痉挛”，使热爱文博事业的工作者，在欲罢不甘、欲改无能的工作矛盾状态中迷惘、困惑、沮丧……，致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情绪以及积极性的调动，阻滞了文博事业的发展。

      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文物事业经费的投入，完善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动真格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向梅州周边地区学习，设置名符其实的文物行政机构。在引进人才之前，首先要用好用足已有的业务骨干，充分发挥已有的专业人才的才干，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打造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文博队伍，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和发挥利用好文物的特殊功用，充分认识和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弘扬的辨证关系，使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本土文化，弘扬客家精神的重要阵地，“文化梅州”的内外宣传窗口，“世界客都”的人文精神殿堂。

      掀开中国近现代史，“从‘试图开创新潮’以救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到‘救国图存，变法图强’的戊戍维新运动，再到把‘洋人的朝廷’一举推翻的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火山一样的爆发，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到人民共和国的延生，直到粉碎‘四人帮’，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虽顶踵捐糜，亦在所不惜”！（引自中山大学历史系陈胜粦教授与当代中国大学生谈学习中国革命史：为了迎接未来，必须了解过去。）在中国近现代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中，就有洪秀全，黄遵宪，孙中山，叶剑英……等无数客家儿女，他们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的历史诗篇。而今，梅县石坑镇的洪秀全祖居，雁洋镇的叶剑英故居、民国时期建设在松口镇“以总理孙公曾亲临松口鼓励民众参加革命，其功德不可不有纪念”的中山公园。大埔县的“中山纪念堂”。梅州市区的黄遵宪故居及其书斋“人境庐”、朱云卿故居。以及从太平天国农民军，到国民革命的东征军、中共红四军驻扎梅州地区时的旧址、书写的宣传标语；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的中共地方武装的革命根据地的旧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兴建的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公共纪念建筑。从梅县雁洋镇的“桥溪村古民居建筑群”，到千年古镇松口的古街区；从大埔县的茶阳古镇，到兴宁市的古城遗址，各地彰显“文化之乡”崇文重教的名人故居、书斋、书院、私塾、族塾、文祠、文峰塔等古代建筑和其它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人文景观等等，这些不可移动的客家文物，蕴含着无限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经济的重要价值，是梅州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建设“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同时，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场所和爱国爱乡的生动历史教材。我们在为拥有宝贵而又丰富的客家历史人文资源而感到自豪和自信的同时，不但要感激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应该珍惜和保护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使之继承和发扬光大，使之传诸后人，使之无愧于历代客家先辈和子孙后代。否则，正如南雁在“失落的风景”一文中，针对“古遗址的消失真是不计其数”时所指出的那样：“有一次同一位离休干部闲聊。他说，我们离休干部好比文物，走一个少一个，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了。说得很生动。但比喻也可倒过来说，古遗迹毁一个少一个，决不会增加的了。要是让后代这些败家子全毁完了，哪不知有多少罪过，有多可怕哩”！（引自《羊城晚报》2005年8月9日版）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客家文化亦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探源寻根就是不忘本。要不忘本就要有传承，而仅仅传承是不够的，那只是事物的一个层面；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连接的，要提高层面，丰富内涵，就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客家文物是客家人文历史的载体，是客家文化的精髓和瑰宝。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整合梅州客家历史人文资源。与时俱进，加快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把握客家先进文化的方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梅州真正成为世界的客都，文化的梅州。正如孔夫子所言：“告诸往而知未者”。为此，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产生的“汇融”文化浪潮中，当代梅州客家儿女，为保护客家文物，开拓文化经济，建设“世界客都·文化梅州”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和重任！

                                                                                                                                      2005年8月10日



（本文获省论文二等奖、梅州市社科论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