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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暖了
深圳“暖”了
围绕这座博物馆的问世，媒体与公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人称，它“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当然，只是还原劳务工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远远不够。如今，在深圳，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从商业利益集团到各种NGO，从各级官员到劳务工本身，人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向这个庞大的群体，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
当曾振海花了680元“巨款”，买下这台相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它最后的归宿会是在哪里。 那是1993年的12月8日，当时还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曾振海，瞒着妻子，将自己三个月的工资，换成了这台型号“DF—2”的“海鸥”牌照相机。 从那一刻起，这个自小就“希望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外来工，真正走上了摄影之路。那些年里，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他，记录着身边的同类——那些同样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工，记录下那一段段飘散在城市底层的喜怒哀乐。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振海早已改变了旧日的身份——他是深圳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宝安区公路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拥有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深圳户籍。 而这台伴随着他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照相机，也已经15岁“高龄”了，镜头略有些发霉。如今，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干净的玻璃柜里。 玻璃柜属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这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灰白色两层建筑，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我一度在想，把相机搁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历史给丢了？”曾振海颇有些伤感地说，“但我心里也明白，这儿，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 的确，这座博物馆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铭记过去几十年中，数千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奋斗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不应该忘记他们。”博物馆筹建负责人、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景维说。 在深圳这座处处留下打工者痕迹的城市里，就连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文物。 2006年，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岩街道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建筑，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的旧址。 这个发现，令劳务工博物馆的筹建者们受了启发，宝安区政府决定，投入350余万元，对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建设为劳务工博物馆，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 “这是我们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李景维指着一份只有两页的泛黄文件说。这是1978年12月18日，上屋怡高电业厂正式决定落户深圳时，签订的“001号协议书”。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电业厂成立的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从那一天起，这个国家终于找到了通向国富民强的历史方向。随后，正是在这家港资工厂中，25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女工，成为全国首批劳务工。 如今，这家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工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5亿元、拥有数千名劳务工的大型企业。而这25名劳务工的人生足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她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嫁到了香港、沙头角等地，文物工作者们几经周折，也只找到了其中一位叫叶秀珍的女工。其中有十几位女工，更是连名字都无处寻觅，人们只能从博物馆原样复原的场景中，想象她们的工作与生活情景。 博物馆的一楼，是电业厂曾经使用过的3条电器装配生产线。就在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简陋的生产线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子零件，曾经经过她们的手，装配成一个个咖啡壶、电吹风、微波炉，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在博物馆的二楼，有着这些劳务女工幽暗窄小的宿舍。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6张上下铺的单人铁床，粗糙的水泥墙壁上，贴着翁美玲、黄日华等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 这些都是在历时两年多的筹建过程中，宝安区的文物工作者们征集到的实物。如今，它们的数目已多达6000件，并且还在不停地增加中。每一件实物，都记录下了一段劳务工们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生活。 一本办理于1981年，纸质已经泛黄的“宝安县临时居住证”，这应该是“暂住证”的最早版本之一。对于劳务工来说，这一纸身份证明，曾是他们求职与谋生的根本。 数十张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和宝安的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如今早已被淘汰的硬卡车票。能把这些车票保存下来，想必车票的主人们，都是些心细的人。 一组特殊的建筑工具：一双皮鞋、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和一顶安全帽，它们都与深圳的地标建筑——地王大厦有关。修建于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的这栋大厦，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其工程高峰时期，曾使用2100多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劳务工人。 “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却给的缘分太少。但我对你的思念深深难忘，每天借着去洗手多看你几眼，看不到我好像整个人都缺什么。”这是一封情书，它被一位叫梁波的劳务工，抄写在一张“塑胶部修机记录”上。它的旁边，还静静躺着主人公送给女朋友的爱情信物：一个顶部装饰着两个心型图案的小木凳。 角落里一个暗红色的皮箱，也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这个老式皮箱，是曾振海1988年只身来深圳的唯一行李。20年过去了，皮箱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它的主人因酷爱摄影，也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成长为一个摄影家。 曾振海无疑是幸运的。那些曾同他一样，在深圳这个城市留下身影和汗水的劳务工们，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深圳，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如今，他们的身影，只能在这一件件藏品中，找到零星的记忆。 好在这座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这些记忆。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个由无数劳务工缔造出来的城市，“如今以这种方式，对这些曾在这里奋斗过的人，表达尊重，并将他们的记忆，纳入城市的历史。” 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这样一座由政府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从开放伊始就吸引了社会公众与众多媒体的目光。 大多数评论从中看出了积极的意义。有人称，这座博物馆的问世“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还有评论称：“这个博物馆的建成，首先有助于唤醒劳务工家园意识的培育，也让他们体会到政府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尊重。通过一些实物的展出，睹物思人，回顾城市建设的艰辛和个体的奋斗历程，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务工开拓奋进的热情。”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批评者，对这座博物馆的设立与意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刘开明是深圳一家民间机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负责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关注着深圳的劳务工问题。对于这座博物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但是，这儿更像是一个劳务工历史成就展，相比起真正的历史，最起码，它不够完整。” 的确，像许多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历史特征一样，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后面，也曾经隐藏着血泪与辛酸。 在深圳这座城市中寻找一席之地的劳务工们，曾经历过一段被漠视、被伤害，甚至被遗弃的岁月。他们的数目也同样大得惊人——将近800万人，占深圳1200万总人口的75％。 头一个问题是工伤问题，在深圳的经济奇迹之下，有许多劳务工付出了伤残的代价。而这些因工伤致残的劳务工，在那些年里，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保障。许多案子长达数年，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工人们的诉讼请求也很难得到最终支持。最好的结局，就是拿上一两万块钱，拖着伤残的躯体离开这座城市。 二是欠薪。曾振海曾拍过一张照片，名为《排队领工资·2004》。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一群工人正在劳动站门前排队。他们的老板跑了，这些劳务工几个月没领到钱，只能求助于当地政府。 在曾振海的镜头下，这群辛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尊重的劳务工，脸上的神情显得悲伤而麻木。这正是那些年里，在劳务工脸上时常能够见到的神情。 曾振海曾把他这十多年来拍摄劳务工的照片合集，取名为《浮萍无根》。翻开这本相册，那一段段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虽然时日久远，却历历在目。 有劳务工被有毒气体弄伤了眼睛、皮肤与内脏；有的因为漏带了一次暂住证，被治安人员重罚；有的被老板开除，黯然离开工友；更有的，就在没日没夜地赶货加班中，累倒在车间里，再也没有起来…… 而这些曾经在劳务工身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在这座博物馆里并没有得到体现。记者也曾问过一个筹建办的工作人员：“你不觉得这个博物馆里缺东西吗？”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尴尬地一笑。 所以，一个名为徐必如的作者，在博物馆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他写道：“……事实上，广大劳务工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兴建博物馆展示自己发展的历史，而是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切实享受社会保险，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等，广大劳务工盼这些，如盼雪中送炭。希望相关部门给劳务工多一些政策和人文关怀，多办点实事，多解决些实际困难。” 从此开始，零欠薪！ 也有观察人士将目光移到这座博物馆外，他们发现，在展示历史的这番“尴尬”之外，深圳市已开始严肃地面对这个严峻的话题：怎样保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那些年”过去，“这些年”呢，这座城市里是否正在生长一种更温情的力量？ 香港是世界上劳动保障体系最为严格和科学的地区之一，而作为香港的近邻，深圳很早就开始向香港学习先进的经验，来保障劳务工的权益。 老板欠你的工钱，你该怎么办？在香港，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回答：“找劳工署，劳工署调查后会为我垫付欠薪，然后再依法向企业追索。”深圳借鉴这一经验，建立了解决欠薪问题的新模式。 早在1997年1月1日，深圳市就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这笔基金，由深圳市政府向企业收取。 《条例》明确规定：每年每户企业应缴纳一次欠薪保障费，标准为上年度市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的70％，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在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破产或濒临破产、资不抵债，无力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政府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员工工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已为264家欠薪企业垫付欠薪，涉及员工3万多人，垫付金额达3733万元，保障了员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益。 在依法应对欠薪突发事件的同时，深圳市还推行劳资关系预警制。这座城市里的企业，如果拖欠员工工资两个月以上，或者一个月内累计被员工有效举报3次，或者擅自延长工作时间每天超过3个小时，就要被挂上“红色”预警信号。 此时，这家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交给工商等部门，企业不能通过工商年审，只有补发了员工工资后，才能继续经营。 然而，尽管深圳年年查欠薪，但仍年年有欠薪。2005年底，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人意料地喊出了“零欠薪”这一口号，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使解决欠薪问题终于有了突破。 2006年1月12日，8名恶意欠薪老板，被戴上手铐、蒙住头部，出现在深圳会堂“打击恶意逃薪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公开处理大会”上，公安部门当场宣布将8名恶意逃薪“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他们分别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频繁更改厂名、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手段，转移资产、关厂逃匿、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多万元。 这种前所未有的清欠手段，对企业主的震撼很大。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福田区3家企业老板连夜筹集资金100多万元补发员工工资；南山区一家电子公司老板在会后主动清欠28万元；一家台资企业迫于形势，主动以地产为抵押，借钱1000万元发放工资。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零欠薪”行动开展至今，深圳共检查用人单位6000多家，涉及员工150多万人，共追回欠薪7000多万元，开出处罚告知书347份，拟罚款1100多万元。 在保障劳务工能顺利拿到工资的同时，深圳市还加大了对他们的保障力度。 2006年5月，深圳市推出了《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每个劳务工每月只需交4元钱，就可以保门诊又保住院；根据具体情况，门诊看病医药费报销比例可达80％，住院费报销比例达70％。 养老保险能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然而对于流动性大、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参加养老保险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一旦离开深圳，回到老家，养老保险就无处接纳。 为了提高劳务工的积极性，社保部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套社保办法：设立两个账号，个人缴纳的部分进入私人账号，企业缴纳部分进入国家社保基金，两个账号可以合并转移，如果没地方接收，可以退保，拿回个人缴纳的部分。 工伤保险成了劳务工的一颗“定心丸”。如今，深圳的劳务工们每人每月只需花1元，参加工伤保险，即便是发生工伤事故，也不必为了赔偿和企业无休止地交涉，企业和个人都减轻了经济负担。 “不要只说他们是外来劳务工，他们也是来深建设者，我也是一个来深建设者。”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 考察“企业的用工良心” 刘开明注意到，近些年来深圳的劳务工处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府措施得当之外，一股来自商业和民间的力量，也不容小视。 “深圳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阶层对外来劳务工比较宽容，而且，这里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十分活跃，工人的数量庞大，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慢慢开始觉醒。”刘开明说。 他是社会责任国际（SAI）在亚洲唯一的董事。1997年，这个国际组织推出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它规定禁用童工、不得强迫性劳动、尊重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还就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等作出了规定。 有媒体称，这个标准体系，考察的是“企业的用工良心”。 2002年开始，刘开明和他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同事，就开始接受采购方委托，对深圳的数十家工厂实施了社会责任评估和监督。 刘开明用了很多办法，来保证审核的严格。他给受审核工厂的员工每人发放日历，日历上专门印有员工应享有的权利细则，还有举报电话，一旦厂方违反，工人就可匿名举报。而且，他在工厂埋伏了很多“内线”。 刘开明曾在一个工厂里，发现了一个来自安徽的童工。他告诉老板，一旦此事被查实，媒体曝光，“客户不会再给你订单，海关也不会再给你出货，政府会来罚款，媒体会曝光，你还怎么做生意？” 最后，这个老板只得将这个童工送去学校读书，同时还得照样给他发工资。而在刘开明看来，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所必须的“危机公关”。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德国大客户委托刘开明去调查他下订单的工厂。刘开明也发现了一个童工，但这个工厂主拒绝整改。于是，他整理材料后向这个德国客户汇报，对方马上撤销了订单。 由于涉及一些商业秘密，刘开明不能向记者透露客户和工厂的具体名称，根据他的介绍，如今，他的客户皆为德、美、英、日等国的跨国大公司，这直接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境遇。 当然，阻碍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主要原因，刘开明认为是“缺乏教育机会”。从2004年起，由他支持的一个社区教育中心成立，不仅有外语、计算机、烹饪、电工等专业课，也开设了公民意识教育、法律及权利意识等公共课程。中心有20多名专职教师，外来工可以免费就学。4年来，参加培训的外来工超过了一万人。 他曾经接受一个NGO的委托，在一个工厂里做过一组外来劳务工的心态调查。他发现，大多数劳务工都有着实际的人生目标——“当经理”、“当班组长”、“娶个好老婆”、“买个好房子”……于是，他的工作小组便为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目标。 据刘开明观察，成效相当显著。原本这个工厂的工人流动周期很短，大约是半年至一年。但自从这个心理咨询项目开展后，工人们有了长久的人生目标，盲目流动现象减少了不少。 这座城市，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 “这座城市和我们刚来那时候比，越来越有人情味，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曾振海感叹道。 无论身份怎么改变，曾振海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刚到深圳的那个时刻。1988年3月8日夜里2点钟，那个夜晚天气很冷，他用毛毯裹在头上，“就像难民一样”，从坐了20多个小时的汽车上下来，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在那些年里，他做过搬运工、酒店服务员、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多次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夜里从被窝里被抓进“局子”，也曾因为生病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一个大男人“毫无尊严”地四处向工友借钱填饱肚子。 如今，在深圳市内外的各类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上，常常可以见到曾振海的名字。他的相机对准的，都是那些劳务工——那些曾经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曾有一个摄影家同行很认真地问过他：“我也想拍劳务工，可为什么我拍不出你这样的片子？我进不去那个圈子，即使去了，人家也不理我。” “我并不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的。”曾振海同样认真地回答他，“我从他们中来，他们的快乐是我的快乐，他们的痛也同样是我的痛。” 在曾振海刚开始拍劳务工照片的时候，只是不满足于打工的身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改变人生，但拍着拍着，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对记录下这个阶层的历史，是有责任的”。 于是，他相机镜头里的那些劳务工，都有着自己的籍贯、姓名和职业，有着一个个被镜头凝固下的故事。 一组名为《码头搬运工》的照片，拍摄于宝安的西乡码头。这里是深圳水泥、砖头、沙石等建筑材料重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的务工者，从船上将水泥、砖头背到车，挑到岸上，一吨能赚3块钱。 《同一首歌·2003》，描绘的是一群没钱回家的劳务工人过年时的情景，他们来到公园一角，围着坐在一起，讲讲话，唱唱歌，算是过年了。 十多年来，曾振海一直在为他身边的这些劳务工照相，并把洗出来的相片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把照片寄给家人看看。因为，拍照对于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劳务工来说，却并不容易。据他所知，他们中有的人，来深圳近10年，除了登记照，从来没有照过相。 曾振海跟拍摄对象聊天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说到生活的艰难。尽管他们的声音，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显得那样微弱，但在曾振海眼中，这却是一种“动人的坚韧”。 他的镜头里，也并不全都是伤痛。今年中秋节，他到一个工地采访拍照，两个年轻工人开着铲车经过身边，他顺手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曾振海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满身泥泞、衣衫褴褛的劳务工，突然停住了铲车，冲着他的镜头微笑地摆起了V字形的手势，大声地喊道：“师傅，中秋快乐！” “他们那么卑微，却创造了那么美的场景——劳动的美、和谐的美、信任的美。”曾振海说，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如果我们还不能正视他们的存在，漠视他们的权益，那才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痛。”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这是深圳政府如今在城市里打出的宣传标语。 建设公民社会，某种意义上在深圳已经成为共识。这里许多民间观察人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这里已经率先从内部滋生出一种力量，一种推动它迈向公民社会的力量。而深圳官方，也适时地有所呼应。市长许宗衡2006年即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深圳正向公民社会转型；今年，深圳更是将“公民社会”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有人说，“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这里诞生、培育和输出了诸多观念，也许这一次，有一个观念就叫做“公民社会”。 一个人可以怎样参与他所在城市的公共事务？不同城市的人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深圳人的答案往往能拓展你的想象。 比如，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和他手下两名财务分析人员，怀着某种“天真”的理想，试图去了解“政府花钱的秘密”，接连向十几个地方政府和十几个中央部委发去申请，想查看预算案。 这个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举动，竟然在今年5月得到了历史性的回应：深圳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将那本粉色封面、厚约300页的《深圳市本级2008年部门预算（草案）》从资料室调出，摆在这3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的普通公民面前。 三人用数码相机将这本16开的大书从头狂拍到尾，回去做出一份有趣的评读报告，不仅对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预算评头论足，指出其中种种不足，还把它公布到他们的网站上广而告之。 “至少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深圳市是全国第一个向公众公开本级部门预算的城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这三位自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人士说。 上个月，北京一位读者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惊呼：“原来还可以这样！” 这就是深圳。如果你曾经了解到，这座城市里有过一个叫李红光的中年女子，自掏腰包1万多元，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推销”她收集的12条有关公共事务的建议；如果你曾经听说过，有位叫林敬成的年近六旬的市民，连续 10多年里写信给市长，提出自己琢磨出来的治理深圳河污染的方案；如果你还听说，几年前深港之间讨论两地边境河套地区开发时，这个看起来跟普通市民关系不大的话题，不仅吸引了一位巴士司机的关注，他还就此写出一本书来；或者你很可能已经知道，还有一个卖高尔夫用品、名叫邹涛的商人，先是发起“万人不买房” 运动，号召市民持币待购，对抗炒家，后又发起万人团购运动集体侃价买房的事情，那么，也许你就不会再对深圳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方式感到惊讶。 “在深圳，关注这个城市发展的人太多了。”一位叫呙中校的知名深圳观察人士说。 就在几年前他还觉得深圳人每天忙忙碌碌就只为挣钱，但现在他发现，这个城市“主体公民早已经跳出了最初对物质追求的时代”，开始自觉关注城市公共事务。一个“新深圳人”群体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形成，而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个城市迈入公民社会的征兆”。 呙中校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位曾经的证券咨询公司分析员，在2002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当时颇显冷清的深圳证券业发展，甚至还要不要留在深圳。他决定用实证来解决这个有关个人前途的困惑。他本打算写一篇理论性文章来分析一下深圳的金融证券业发展，结果最后写出来的却是一篇洋洋万言探讨这座城市命运与走向的雄文：《深圳，你被谁抛弃？》 这篇署名“我为伊狂”的网文在这座城市里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关于深圳未来的讨论。经由当地一家媒体牵线，这位小分析员在2003年初跟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平等”对话。 这种主旨宏大看似与个人切身利益不大相关的严肃讨论，在深圳这个城市绝不曲高和寡。也因为这篇网文，呙中校结识了同道，一群“深圳主义者”。 这些人聚集在一家叫因特虎的BBS上网议深圳，这里几乎搜罗了所有关于深圳的资料和讯息，探讨有关深圳各行各业发展的话题。 从2004年底开始，连续4年里，因特虎集合虎友们网上网下的议论，每年推出一本“深圳报告”。从此深圳有了两个版本的城市蓝皮书，一个由官方智囊深圳社科院出版，另一个便是这份因特虎系列报告。深圳也因此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个诞生出民间版蓝皮书的城市。 报告纵横捭阖地探讨深圳的区域定位和发展战略，也探讨这个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城市化、治安困境、人口问题、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等等。这样的报告一经面世，竟然畅销深圳各大书店，一度还登上了深圳书市排行榜。 随后，从2005年开始，因特虎每到深圳“两会”前，就召开“深圳圆桌”会议，召集官方和民间学者，对政府施政进行点评，提出建言。 有人戏称，因特虎的这些活跃分子们，“操心”的是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操心的问题。但因特虎的创始人老亨则说，“关心深圳，其实更多是从关心个人命运开始”。 这个湖南人1997年来深圳发展时，一些深圳人已经开始迷惘，要留在深圳，还是去别的城市寻找机会。为了跟老家的女友说清楚到底深圳是什么样，这位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这个城市，收集一切关于深圳的资料。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给自己一个解释：“ 我的选择对不对？这个城市将会往哪个方向走？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把自己的一辈子放在这里是不是值得？” 2001年当他掏出两万元钱创建因特虎网站时，只不过想把它办成网上文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此前收集的有关深圳的资料都贴上去。他那时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他有一样的困惑。 果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到这个BBS，从最开始仅仅提供资讯的文摘，到虎友之间互相碰撞生产出的观点和创意，直至上升到某种学理性的探讨，一个“发酵”的过程产生了。现在，因特虎给自身的定位是：要做立足深圳的民间智库。 眼下，这个严格进行会员筛选的网站已有注册会员8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有高等学历。“是一个对这个城市的未来说不清看不明，又有时间和精力，需要对社会事务发表自己意见的群体。”老亨说，“深圳虽然没有供西赛罗演讲的广场，但网络就是广场。键盘啪啪地敲，就像是西赛罗在海边用小石子练舌头一样。” 在一位叫周晔的研究者看来，这群活跃的网上议政者，“已明显具有了一定的内在社会责任感和自主参政、自觉参政意识，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由他们开辟出来的议政渠道也体现了一定的‘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征，表现出一种向成熟公民社会靠拢的趋势。” 老亨则把他们叫做“知识市民”。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各自拥有知识专长，在这块拥有中国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土地上，他们经济独立，更少行政束缚，某种意义上也更能“思想独立”。 “不错，是知识市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位剃着小平头的“深圳主义者” 说。他们大多已经不同于这个城市早期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并非想赚一票就回老家，而是要在这座城市安家扎根，因而关注这个城市何去何从。他们“有表达能力，乃至有研究能力”，但更多的，“不是为别人献策，而是为自己谋出路”。 “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富裕的深圳显然不仅仅只有财富。从1980年划为特区开始，伴随着近3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新的阶层在崛起。 “这里正在形成的最强大的力量，很可能是悄然扩大的中产阶层。”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底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这儿（中产阶层）的密度可能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其它城市的人们还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时，这里已经林立起商品房小区，在全国第一个引进了“物业”的概念，也最早出现了“业主”群体。1991年，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业主委员会。许多深圳人将多年的积蓄转化为房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城市会率先出现风起云涌的“保卫私产”行动。 一位叫邹家健的业主，从1998年买下一处房产后，便因为小区电梯等种种问题与开发商交涉，从向政府部门写投诉信到干脆自办业主维权网站，再到高票当选所在小区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主任，还在2001年开全国先河，带领业主们自主投票表决，按程序一举炒掉了开发商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使得“谁开发谁管理”的行业规划不得不宣告破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年后《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 当一个叫凯丽花园的小区居民发现，由于属于集资建房，按当时规定，他们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只有 30年时，他们迅速自发组织起来，推选出一位叫吴海宁的业委会主任。这位主任在1998年到2001年的3年间前后组织业主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工作会议，屡次奔走，最终促使有关部门修改政策，为这些业主们补办了70年期限的房产证，随后，深圳开始大面积解决历史遗留的集资房房产证问题。 一条旨在解决交通拥堵的快速路，原本在规划中要穿过一个叫丰泽湖山庄的住宅小区，结果导致数百名业主为此集体上诉、抗争，最后，政府作出让步，将该快速路丰泽湖段改为下沉式设计，为此增加经费1亿多元。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业主维权”在深圳成为潮流。有两个深圳人2004年出了一本《业主维权手册》，全国发行，据说被称为“业主维权第一书”。 “市场经济给予我合法的财产，我决不屈服。”邹家健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有意思的是，这位维权活跃分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诉求。2003年深圳市进行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竞选海报，张贴出去，上面写着——请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另选他人”一栏里请直选：邹家健。 “如果我是人大代表，就可以直接通过提交议案的方式反映业主的呼声。”他对媒体解释他的动机。 那一年的换届选举中，类似邹家健这样的业主维权活跃分子，有数位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其中包括吴海宁。 有评论者称，“这就是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民主自觉” 事实上，2003年的换届选举，深圳攫取了全国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这几位维权活跃分子在内，这个城市那一年共有12名“自荐候选人”参与竞选。尽管最终只有2人当选，但并不妨碍有媒体将其称为“深圳竞选风云”。 而罗湖区一位48岁的高级会计师肖幼美更是贴出了深圳人大代表选举史上第一张竞选海报，轰动一时。 据说，选举结束后，很快就有全国人大相关官员专门赴深圳调研这里出现的“选举新现象”。 这就是深圳。一位观察者称，这块被市场经济滋养多年的土地，较早地涌动起一股“民主自觉”。 深圳一位非常知名的现任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据报道从1995年起，每年市人大开会，他就作为旁听的市民代表，连续5年都第一个赶到市人大会堂报名旁听，直到2000年自己正式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为止。当上人大代表后，他每年都提出许多提议案和建议案，比如2008年“两会”，他一下提出至少40个建议，被媒体称为深圳的“议案大王”。 从2005年开始，杨剑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个人接访室，把每月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周三设为固定的接访日。据说找他反映问题的市民常常爆满，有时还要排队。 很难想象，在深圳最受欢迎的个人博主，不是明星，而恐怕要算一位叫杨一平的市政协委员。从2006年3月与几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起开博以来，至今在深圳主要网站之一的深圳新闻网上，杨一平的博客以近50万的点击量名列第一。 “这主要是因为我讲出了心里话，说的都是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民生问题。”这位律师这样解释他受欢迎的原因，“千万不要说官话、假话、空话、套话，那样的博客没人看。” 去年深圳市“两会”召开前，杨一平将他呼吁公交降价的提案贴到他的博客上，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就这一议题发表了数篇博文，结果从网上到传统媒体掀起了一股讨论公交降价的热潮，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他俨然成了网上领袖，真是一呼百应”。有媒体描述他去参加由市政协组织的向政府各部门问政的活动：他“刚出现在市政协大堂，就被记者团团围住”。 在这股舆论热潮的推动下，政府对公交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而这位政协委员自己则宣称，“我不愿意做一个花瓶和摆设，也不愿意做一名碌碌无为的看客。” 今年，他在博客上又贴出了关于推进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提案，至今在深圳新闻网的博文点击量总排行榜上仍雄踞第一。 “公民社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有意味的是，在深圳，杨一平这样的行为竟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他跟政府较的劲儿，挺让人钦佩的。”深圳当地半官方性质的网络媒体协会，不仅授予他“最佳博文奖”，还让他在颁奖会上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而坊间有传闻，据说这位政协委员可是曾经公开拍着桌子批评过市长的。 这就是深圳。“我们原来习惯在万岁声中执政，现在要习惯在骂声中执政。”深圳市一位领导这样表示。 民间观察人士呙中校认为，“新深圳人”这个群体的出现可能会给政府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面对民间自下而上涌现出的这股新改革诉求，如果深圳政府能够响应和驾驭这一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深圳市政府已经在这一方向上有所探索。 2006年，市长许宗衡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称深圳正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他表示，“深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比内地一些省市更早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法治意识、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都在转变”，而要实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转型。” 这种转型体现在政府的某些行事作风上。著名的民间议政网站因特虎曾获得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05年度深圳市优秀网站二等奖”。深圳市有关主要领导曾在公开场合提到因特虎，认为它的存在对深圳是一件好事情。一位副市长甚至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虎友。 据因特虎创始人老亨透露，当以独立民间立场出版的第一本“因特虎深圳报告”面世后，政府各部门竟采购了大约3000本发下去。及至第四本报告，市政府干脆直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资助10万元。 据说每年政府报告出台前后，市政府都会组织咨询座谈会。因特虎的核心成员几乎总在邀请之列，不过，“我们要收出场费的。”老亨笑嘻嘻地说。 在深圳，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向人大提交审议之前，还特意向市民代表征求了意见。“政府工作报告要怎样做？市长要听老百姓的！”一家当地报纸在相关报道中写道。 市长许宗衡在3月21日这天，揣着一红一黑两支水笔和一支铅笔，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与通过媒体征集来的17名市民代表团团围座，听取意见。后来，多位市民代表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有些意见竟然真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 此前，2006年和2007年，当地一家媒体都曾在深圳“两会”期间专门开辟“有话问市长”栏目，通过网络和电话、传真、短信平台收集市民提问，整理后交给市长们。据称8位市长也是“高度重视”，“亲自就市民关心的重点问题一一回应”。 尽管看起来，“公民社会”在深圳官方话语中也许还只是初步探索，但这一观念已然在这个城市落地。正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 大概鲜有地方政府会像深圳市政府这样，将“公民社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通过人大审议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公民社会”的，有两处。 自治样本 葛明是负责将“公民社会”落到实处的众多深圳官员中的一个。 这位市民政局的副局长相信，“改革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在经济体制上是这样，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上也是这样。”在由他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他所说的创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松手”，即让社会组织自主成长，发挥自治功能。 他目前的职责之一，便是“要像孵化高新技术产业一样来孵化社会组织”。今年11月初,这位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政府将为社会组织最大可能地“让渡出空间”，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只有弄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位瘦削的官员强调。 政府“松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目前这个城市近200家行业协会商会都已经完成了民间化改革。原本在协会里兼职的政府各部门副职都统统退出，政府与这些组织确立起“新型关系”，即“双方都是各司其职的法人，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让这些行业协会商会完全实现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 也许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这个城市能够出现一批全国瞩目的行业自治标本，比如深圳市律师协会。 在2003年7月的市律师代表大会上，律师们提出，律协会长不应再由司法局指定，应当竞选，而且要差额选举理事。破天荒第一次，大会修改选举办法，让候选人们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结果，律师代表投票下来，原先的会长（司法局的副局长），在理事的选举中就已落选。 一名叫徐建的资深律师，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深圳律师行业的十大工作主张，战胜另一位资深律师，以绝对优势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律协“民选会长”。据徐建说，此前他从没有行使过选举权，但在那天下午，他生平第一次投下庄严的一票，并且是投给自己。 他没想到的是，“民主这把火”让他当选会长，却也在一年后让他遭遇“弹劾”。2004年7月的律师代表大会上，有60名律师提出了对他的“罢免案”。罢免案焦点主要集中在质疑徐建主持的理事会，未经律师代表大会决策，就动用律协千万元“家底”购买律协新办公楼。 “直选是民主，罢免也是民主。”他的反对者说。 尽管罢免案最终被宣告无效，但买楼争议和罢免风波一下让律协原有的章程暴露出种种缺陷，此前的制度设计遭遇到现实的挑战，比如，重大事项决策应该采用怎样的程序？对会长如何监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罢免？ 面对这些挑战，深圳律协进行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修改这个协会的“宪法”。 在徐建的两年会长任期内，协会章程八易其稿，从原来的5000字扩充到1万1千多字。新章程中，对会长罢免程序予以详细规定，设立监事会对会长进行监督，对律协预决算未通过的后果责任做了规定。甚至还规定，倘若会长的工作报告未获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全体理事会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应立刻辞职。 深圳律师目前早已有了第二任“民选会长”，而这部协会“宪法”也依旧在持续的完善中。徐建提出的下一步建议是取消代表大会，让全市5000多名律师彻底直选，真正做到“民选、竞选、直选”。他还设想，理事要分选区选举，副会长人选由会长提名组阁，而在竞选中被“PK”下来的会长候选人，则担任监事长，“让他带着‘仇恨’去监督会长”。 尽管徐建竞选时提出的十大工作主张在其后几乎都一一兑现，但他却认为，自己在任最大的“政绩”是完善章程。“制定了一部能让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的家法。”徐建说。 在2005年的换届选举中，三位会长候选人已经不仅仅只需要发表竞选演说了，他们一起坐在台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名律师代表，互相挑战、对辩。 如今，徐建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代表，“我坐在台下，该看他们表演了。”这位昔日的会长说。 在律协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和风波时，协会原来的“娘家”市司法局并没有插手，而是“放任”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徐建相信，深圳数千名从业律师正在“搞一个社会实验”，“一块民主法治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中所形成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为政府和党内的改革提供借鉴。 “还权于民” 当深圳的律师们在参与这一实验，当众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实践自治时，这个城市的794个居委会也开始尝试自治。 过去被当作“政府一条腿”的居委会，近几年已经逐渐将加在它身上的行政职能剥离掉。“政府的工作由政府来做，让居委会还原它本来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的面目。”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邓小敏说。 来自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深圳严格按照一人一票进行居委会直选，直选率已经高达约93％。 居委会主任从政府雇员变成了“民选主任”。他们过去曾领着政府发给的“足以养家糊口”的薪金，现在每月只有数百到千把块的补贴。现在这个职位，也从过去的一份工作、一种职业，变成更多是一个公益性头衔。 而这项改革的核心，用来自市民政局的说法则是：“还权于民。” “政府自身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而让社区的力量成为社区服务的生产者。”深圳大学教授唐涓评论说。 但即使是这样大规模的直选，仍有深圳市民并不满足。邓小敏总能接到来自那7％暂时不能实现直选的社区居民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不直选？”她也总是不断接到市民来电询问怎样参选。甚至，还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赶回来投票。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很软的肉” “深圳人公民意识比较强。”在深圳采访，从官方到民间，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评价。 除去热衷公共事务，深圳人的公益精神也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一如当年人们谈论深圳人的改革闯劲和赚钱热情。 事实上，这个容易被人形容为“物欲横流”的城市，目前拥有17万名注册义工、60多万名项目义工，是全国首创义工联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均义工比例最高的城市。这个城市还拥有全国第一部关于义工的法律《深圳义工条例》，设立了全国首个“义工节”。 在深圳，有近半数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人参加过义工服务。他们身穿红马甲，用微笑沟通、互助并且助人。甚至有人说，“深圳的表情就是义工的微笑”。 这座曾被人认为缺少人情味的城市，有着数以十万计的定期捐血者队伍，曾在全国最先实现医用血源全部来自义务献血。 有一群闯荡深圳如今已经“衣食无忧”的人，通过一个叫“爱心特区”的论坛聚集到一起，几乎每到周末，他们都会上街，带着各种乐器吹拉弹唱，向市民募捐，他们戏称为“站街”。 这群网友4年里共募集200多万元，捐助了43个受助者，此外，他们还资助了670名中小学生和20名大学生，由他们募集并捐出的衣物超过两百万件。 “每个人心头都有一块很软的肉。”“爱心特区”的核心人物八分斋说。只不过在深圳，许多来这里闯荡的人都经历过打拼的艰辛，“这块肉”更容易被触动，更愿意向不幸的人伸出援手。 这座城市同样有一处柔软的内心。曾有一个名叫沈茜的大连女孩，身患绝症后决定捐出眼角膜，并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埋葬在深圳。因为，在这个国内捐献眼角膜数量最多的城市，有三棵百年榕树被命名为“光明树”，树下埋葬着一群捐献角膜的人。他们没有墓碑，只是在每株榕树的树坛上刻着几行小字，以资铭记： “安息在这棵树下的人，是一群自愿将眼角膜捐献给他人的先行者，他们用无限的光明，延续着有限的生命……”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28岁的特区深圳依然保持着经济上的优势，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4870元,继续居内地大城市首位；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率先突破1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 伴随着财富的增长，一种内生的需求也在滋长。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把这样的期望寄托于深圳：“深圳要突破平庸和迷惘思想的包围，开拓现代化公民社会的新境界。” 深圳也似乎正萌生着这样的希望。在高档社区云集的华侨城，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隔壁，上千名学生正在一所叫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校园里，接受“公民教育”。 在这所公办学校里，50多岁的校长李庆明致力于“在课堂上渗透公民意识”，向下一代推行他的五大公民教育主张，即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 只要有可能，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且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因为他要用行动告诉学生，什么是平等和尊重。 他认定，在这所学校里进行公民教育探索，将为孩子们走向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开启一扇门”。 “我们会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校长用轻快的语调说。 深圳官方和民间的许多人士都相信，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开始向一个公民社会迈进。28年前，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这位老人的塑像就伫立在莲花山上，穿着大衣，注视着这个城市前进的每一步。 今天，在他正前方的山脚下，是秉承“市民共享”理念设计而成的市民中心，那里有不建围墙的市政府，有便捷的行政服务大厅，有10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政府办公和公众活动相融并存。 在他身后，一条马路之隔的莲花北社区里，借用紧临北环大道一幢公共租赁房的墙体，这个城市打出了一条巨幅广告标语。上世纪80年代，深圳曾让“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响遍全国，这一次，在那幅蓝绿色的广告上，打出的是：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走向有限政府
当深圳和整个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再来记录一个小渔村变成一座大都市的种种传奇和悲喜，显然已不是令人激动和对国人思想行动有所裨益的事情。通过不断的讲述和思索，我们能否从深圳提取出某种“城市基因”，从而使这种基因贡献于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改革“基因组”大局？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基因或许能被概括为：以果敢和开放的气质，吸纳人类现代文明中已被证明是成功和普适的元素，并将其与自身现实碰撞，从而激发出拓展前行的活力。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这种基因的第一波显现。如今，我们在这片建立了充分健康市场机制的土地上，见到这种基因在更深层次的第二次发力。在城市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深圳市政府已逐步建立起清晰的自我定位，那就是——有限政府。 让我们从相隔24年的两次考察说起吧。 要知道，在一座建市只有29年历史的城市中，这样的间隔并不算短。 市长率团访问新加坡，要学习的是怎样在“市场”这片陌生的土壤上搞经济建设。这个市长治下的这座城市，担负着为一个国家“杀出一条血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改革开放”的重任。 又是市长率团访问新加坡，要考察的，已变为如何建立起一个能从容管理现代城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市长治下的这座城市，被许多国人寄望于担负起我们这个国家行进到改革攻坚期和社会转型期之时，如何“破题”的大任。 前一位叫梁湘，1983年时的深圳市长。后一位叫许宗衡，2007年时的深圳市长。 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看他的样子，粗糙的衣裤，劣质的双肩背包，你会说“打工的”，或者在深圳逐渐推广开的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称谓“来深建设者”。这个男人小心地把身份证塞进机器，按照提示办了一张借书证，然后开始选书。玻璃橱窗里有3排插满书的书架，不停地循环移动着。 他的妻子就在一旁，怀里抱着小孩，正和人交谈。 “来深圳多久了？”“3年。” “在哪儿租的房？”“我们买了房子！”语气很是自豪。 “哟，真厉害，3年就能买房？”“他来8年了。”这个女人笑了，用下巴点点前面的男人。 “他做什么工作？”“自己做小买卖。” 说话间，这个男人已选好了书，用新办的借书证直接从机器里借出来。那是一本英文书。 2008年10月底的一个傍晚，深圳图书馆北门的自助图书馆服务机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和这台高度智能化的机器，给一旁的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今年末，在深圳的居民小区，你还能找到其他39台这样的“流动自助书亭”。未来则将有300台。而近800个公共图书馆（其中500多个达到国家一级图书馆标准），已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图书馆之城”的美誉。 在图书馆，在音乐厅，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你能看到许多这样其貌不扬的面孔，其中许许多多的人不折不扣就是“打工的”。 在深圳各式各样不同的场合，你会嗅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座城市要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里在国内最早将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这里的政府为市民文化生活服务这一职能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和极严肃的意义：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这里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会与来访者讨论“古希腊以降人类人文精神的核心”；会因欣赏古希腊刚健、智性的文化，从而明确提出要在深圳提倡一种力量型、智慧型、创新型的文化；会直言批评“城市价值如果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某群人或者抽象的国家为本，其实就是没本”，进而呼吁市民海选深圳的核心价值，比如“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比如“鼓励成功，宽容失败”。 深圳市中心书城里经常举办“深圳晚8点”的读书讨论，这位宣传部长期待这里能孕育“苏格拉底那样的辩论”。书城里还有间24小时书店，他对它的定位是，“哪怕这个城市全部沉入黑暗，这里的这盏灯也要亮着”。 深圳湾畔的红树林公园，向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敞开。周末午后，有聚会野餐的，有躺在草坪上独自阅读的。许多小姐妹在绿地上合影，也许正是刚从生产线上下来，尽管透着“土气”，却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这里，处处洋溢着那种开放而平等的气息，甚至比南中国美妙的阳光还要诱人。 深圳音乐厅举办的“美丽星期天”交响音乐会，市民可以免费领票，每周都能欣赏到高水平的演出。这样的演出有市政府补贴，对此音乐厅总经理王雷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提供什么服务各地是不一样的。深圳的GDP列全国第四，财政收入超过广州，排第三，那它提供的服务当然该和发达国家的一流城市看齐。高雅艺术就属于这类具有前瞻性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资助，这是它不缺位。同时它又不能越位，像这样专业的活动，当然应该交给我们专业人士来做。” 目前深圳的数个已在全国形成品牌的公共活动，无一例外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政府并不直接操办，而是充分动员市场机制下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活力。 每年11月是深圳的读书月，政府将活动交由深圳发行集团总承办，整个过程政府只提供80万元经费，却办得有声有色，辐射全国，被20多个省市所借鉴。 市民文化大讲堂被称为“让深圳市民享受了博士生的待遇”，每年100场，政府也进行“任务分解”，分别交给市社科联、市文联及各社会组织承办。有人评价，要是政府自己出面承办，钱花得多不说，也远远请不到这么多“名角”。 深圳还是国内最早推行“市场办展览”的城市之一。这里著名的“两会”中，文博会市场化运作已相当成熟，由深圳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文博会有限公司承办。高交会也正向市场化运作迈进，政府将逐步淡出，交由专业的会展公司运营。 “像这一类公共服务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但政府都不直接出面。”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说，“这源自深圳‘小政府’的理念。” 从“马处长”变成“马主任”，这让马阳一度有些不适应。2006年深圳市成立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他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培训处副处长岗位调任中心主任。 “那会儿不想来，不是公务员了，工资变少了，处处需要创新，压力太大。”马阳坦承当时的真实心理。不仅如此，许多政府同事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在做一件挺畸形的事情。” 在多数人观念中，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企业家的培训，政府都可以出钱，但培养工人不该是政府的事，哪怕是高级技工。马阳对此较上了劲：这是“身份的偏见”，对于现代工业而言，高技能人才和科学家一样，属于社会的“公共产品”，与普通劳动力不同。 他爱举一个例子。深圳手表名牌企业“飞亚达”，引进了瑞士最好的设备，一次拿自家生产出的某个手表零部件去瑞士参展，结果人家问，“你们为什么拿个半成品来？”回来检讨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和设备相配的高级技师，精加工细节做不到位。 然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件高成本、高风险，几乎零利润甚至亏本的事，在这样的领域市场机制是失效的，恰恰需要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 那“马处长”也能办这事啊，为什么非要“马主任”来办？ 这要从深圳市的事业单位改革说起。2005年深圳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成立专司改革工作的体制改革办公室，从此在政府内部，“改革办”的名号琅琅上口。 “事业单位改革就是为新时期改革探路的一次‘主动出击’。十六大、十七大都在提这个事情，但因为涉及改革深水区，各地迟迟没有动作。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继续等中央统一部署，还是响应中央精神先行一步？”改革办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像这座城市在以往很多抉择关头所表现出的那样，28年前开始根植在这里的“改革基因”，再次主导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2006年7月，深圳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启动，涉及全部市属事业单位518家，人员超过4万。 今年8月形成的一份改革“情况简报”是这样表述的：2005年深圳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已经进入了以发展公共服务业为重点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突出矛盾之一。而事业单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力量，不改革很难解决好这个矛盾。 这样的观念和措辞让人眼前一亮——这仿佛就是在回应学界和民间的诉求。2005年11月，学者杨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引起巨大反响。杨鹏把主要矛盾明确定义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这份“情况简报”直言：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减轻财政负担、减少政府投入，而要着眼于妥善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事业单位改革不以精简机构编制为重点，而是要实现政府职能归位，让政府“做正确的事”，凡不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均从现有事业单位剥离，交给社会去做。同时改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使政府能“正确地做事”，凡属可以政府采购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均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 对此，改革办一位官员解释说：“‘小政府’不是简单等于‘人少’，也不等于‘事少’，经济事务中管得少，但社会事务中管得要多，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有限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该管的一定要管起来、管好。” 再次对比杨鹏的文章，依然能看出深圳市政府回应社会呼吁的逻辑。杨鹏称：“近年来各种NGO 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通过撤销一批事业单位，将一部分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管理序列，另一些转为企业，移交国资委管理，深圳最终保留了339家事业单位，并进行整合重组。 为了打破事业单位的官本位意识，深圳市决定取消现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全面推行岗位等级制；对新成立的事业单位，则不再确定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待遇。 这样，马阳失去了“马处长”的头衔。但他很快将迎来一个新的头衔：“马理事”。改革的下一步，深圳市的事业单位将建立理事会决策、行政执行人负责的法人治理模式。高训中心是试点单位之一，目前已初步制订了理事会章程及相关制度。 届时，高训中心的理事会将有4个当然理事，分别代表市劳保局、发改局、贸工局和中心自身（马阳的理事头衔就来自这里），另外还有5个社会独立理事，分别是高技能人才代表、企业家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培训机构代表和职业院校代表。理事任期一届3 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理事会内部将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 深圳市政府上下已经意识到，这场改革的立足点不在于个别机构的调整，而是着眼于将传统事业向现代公共事业转型。改革涉及经济领域，如转企带来的市场格局变化，也涉及社会领域，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涉及行政领域，如政府部门职能的调整。 “所面临的局势实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已经步入改革的‘深水区’。”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市场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是说。 在他看来，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国人视野早已打开，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直接和国际接轨，“通过深圳当‘二传手’的阶段逐渐过去了”。那么深圳的优势何在？乐正一言以蔽之：“说到底，还是在市场！” 2004年深圳发生了一场“刷卡手续费风波”，代表46家零售商家的深圳市零售业协会和代表17家银行的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相持不下，历经多次谈判而未果。此次银商之争过程中，深圳市政府持“非介入”态度，保持了中立和协调员的身份。 当时，市政府一位官员曾表示：“希望两个行业协会能通过理性的博弈和妥协，来化解这一矛盾。如果政府介入，就会打破这种尝试，回到政府什么都管的老路。市场是有一种内部平衡机制的，我们相信，随着行业协会的成长，他们会自动调节这种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如果政府介入，这种内在平衡就会被打破。” “政府此次所保持的中立态度，是我们的谈判得以实现和不断继续下去的基础。”深圳零售业协会秘书长对媒体说。据他介绍，市政府自始至终保持着不干预的态度，在双方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也只是不断协调双方继续谈下去，并没有下行政指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道行政命令，就什么都给压下去了。” 深圳知名人士老亨评论道，政府介入商业谈判，效果可能立竿见影，但是由于利益折中不透明，会留下隐患。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权非常有限，“小政府”服务“大经济”，所以必须鼓励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独立地解决各自所属企业面临的问题。这样政府就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干预在成千上万的辖区企业中保持经常有效的联系和秩序。 许多观察深圳的人都意识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市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市场意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氛围，政府不要太积极作为，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参与，由政府牵头来做。政府也逐渐形成一种执政理念，更尊重市场选择，总是在后面观察市场。 “深圳政府不强势，算是中等偏弱吧，比香港要强势，比新加坡那样保姆式的要弱一些。”乐正比较道。 在内地很多地方，做一件事，政府的思维就是自己出面调配资源，强势推进。而在深圳，政府已经习惯先问自己：这件事难道需要政府来做吗？ 政府首先会考虑，这件事市场能不能做，能做，那当然交给市场。做不了，那社会能不能做，包括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等。只有社会也做不了，而又必须做的，才由政府来做。比如公共品提供，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可以，社会组织也可以，而且它们会做得比政府更到位。 有观察人士把这样的理念追溯到始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市发改局的一位官员说得更直白：“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的一位老同志，2004年受邀参加市里第三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后写成一篇亲历记，题为《行行重行行》。文中记述了他在审改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相关单位可谓软硬兼施。 然而改革的步伐终究还是迈出去了。文末他写道：在这个改革创新的城市，2006年又启动了第四次审批制度改革，以实现行政审批彻底、完整地规范化和法定化。“从第一次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深圳市政府一直在弱化自身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上奋然前行，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才真正知道其中改革之艰难与复杂。但毕竟在一步一步前进，朝着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的目标努力。” 正是一轮轮或主动或被动由市场经济所孕育的工商文明的熏陶，使这座城市日益获得一种有别于传统观念中中国城市的气质。 坐上的士，报出市民中心，司机轻车熟路。可要是说市政府，有的司机会疑惑片刻，然后反应过来，市政府不就在市民中心吗？到眼前一看，这竟然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市政府。楼前广场上，傍晚时分，来了不少休闲的市民，孩子们滑着轮滑呼啸而过，扔下串串笑声。 据市政府一位官员说，大楼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可以让市民自由出入，参观办公、开会。“当然这还是不太现实，要考虑管理问题。”记者出示身份证登记后进入大楼，他一边迎上来握手，一边笑盈盈地介绍道。 经济繁荣时政府离企业越远越好 “人家企业发展得好好的，平时哪里需要你去‘疼’它？又是开会，又是评先进，又是硬带着人家去开拓市场，动不动教企业该做什么——根本用不着嘛，它自己不知道吗？”说起政府该如何履行管理职能，深圳一位局级官员快人快语道。 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政府有关部门经常组织召开所谓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等等会议，第一次人家来董事长，第二次就是总经理，第三次成了副总，到后来干脆只派个部门经理。 所以他分管零售业时，3年基本不开会，同时着力厘清工商、税务、城管、质检、卫生……这一大堆复杂的网络，规定抽查只能由政府埋单，不准收费。他想做到，让相关部门的利益冲动越来越少，责任问题越来越多。当政府做出种种此类自我约束的行为时，企业当然是能够感受到的。深圳商界有个说法：内地很多地方，一个企业家身边有10个官员；而在深圳，一个官员旁边有 10个商人。 一个湖南商人在深圳办了一家体育用品厂，后来迁往家乡，结果一年后被迫又迁回了深圳。“老家那地方，人人觉得你欠我的人情，给你批地了，你欠我，给你什么了，你欠我。城管、消防、环保这些部门，不骚扰你企业是不可能的。别说这些，好意的骚扰你都受不了。政府里一圈人没事干，拐个弯就来你这儿了，喝个茶什么的。这样交际成本远远超过你搬回内地所能省下的钱。” 从民间的角度，企业家和文化人在深圳看到了财富伦理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尽管或许还处在萌芽阶段。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氛围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如果不是某个官员本人“有趣”，那他就很难进入商人的圈子，商人也并不太在意请官员吃饭这类事情，不会去刻意迎合官场的游戏规则，“报出你的行政身份马上获得某种待遇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深圳某商会一位秘书长说。 而从政府的角度，市领导曾在大会上明确表示：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应该看不到政府，政府躲得越远越好；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应该就在企业身边，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深圳市政府信奉的这一原则，在今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得到了体现。当加工订单大量减少，深圳市工业贸易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时候，市政府成立了“百人服务小组”，由市长许宗衡亲自带队，对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6月以来，通过调研形成的解决措施已陆续开始实施。那位局级官员递过来一份文件，说道：“包括这些最细节的问题，别看事情小，但企业是有感觉的。平时你不去折腾它，这个时候像这么去体贴它，人家会说，深圳是个好地方，别的地方哪怕条件比这里优惠，我也不会搬去。” 文件里是百人服务小组交通综合改善措施的任务分解表，针对13家企业反映的问题，一一提出改善措施，落实责任单位和协办单位，并规定了完成时限。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打通断头路、道路改造、完善路网解决拥堵、公交线路调整、新建停靠站、完善交叉路口信号灯和交通标志线、新建过街天桥等等。限定的解决时间，多数在今年年底以前，最晚的也只到明年12月。 香港就是那个“漂亮的同桌” 记者向老亨探询深圳的新地标。老亨不假思索地冒出一个陌生地名：“落马洲河套地区。” 见鬼！从我们谈话的地方往西，是华侨城、世界之窗；往东，是地王大厦、国贸大厦。就算不提这些陈年往事，不到两公里远的地方，便是崭新的市中心建筑群，市民中心、图书馆、音乐厅、中心书城。所有这些居然都不入老亨的法眼，偏偏说出个让外地人不知所云的所在。 一查：落马洲河套地区（连深圳河旧河道）占地约100公顷，北面毗邻深圳福田区，在深圳河治理工程竣工后，被划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范围，业权属深圳，管理权归香港，港深两地议定，共同开发。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的专家李津逵的一番话大概能说明老亨的意思。他说，相比向新加坡学习，深圳对香港的学习当然更持续也更系统，包括官员赴港研修、挂职，也包括香港官员到深圳任顾问。“但还有一种方式，政府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那就是‘同窗共读’，双方绑在一起做同一件事，而不是单纯地我去考察你怎么做你的事。” “有个漂亮的同桌，成绩又好，你自己学起来不就带劲吗？”李津逵笑道。他认为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最典型的同窗共读，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合资企业学到了公司管理，领会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但这只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城市管理方面的同窗共读，条件则很难创造。 在经济这个班上，深圳曾经是好学生，很善于从香港这个同桌身上汲取优点。国贸大厦曾经是深圳的地标，这座当时中国第一高楼在建设中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直到今天，当年中标承建国贸大厦的中建三局还引以为豪。其实，招标这个“新玩意”就是和香港“共读”出来的。 1981年，香港一家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合兴建20层的深圳国商大厦，施工由上级指令性安排给某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几次单方面提高造价，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动工，时过半年不见动静。港商急了，提出要招标，说香港就是这么搞的。深圳听了很感兴趣，决定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全国招标。这一举动引起轩然大波，但深圳顶住压力，招标成功。结果堪称奇迹：这栋当时深圳的最高建筑，工期缩短6 个月，造价节省近千万元，质量达到优良。现在到了城市规划和管理这个班上，几乎像是天赐良缘，深圳和香港一起坐到了落马洲河套地区这张课桌前。难怪老亨如此看重！ 2007年12月，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联合公告，宣布深港两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世界级大都会，这标志着“深港合作进入一个新时代”。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共同开发随即提速，成立了“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负责加快推进开发研究工作。今年6月以来，深圳市规划局和香港特区规划署联合行动，首次就同一议题让公众参与，分别在两地同时收集关于河套地区未来土地用途的市民意见。 全程参与这一活动的深圳规划人士范军承认，香港方面的操作水平确实超过己方。同样举办公众论坛，人家规则清晰平等，推进自如，自己这边却时不时出点纰漏。 说起双方关系，他笑着把李津逵的“同桌论”再前进一步，共同开发河套地区，“那就是一起养个孩子啊”！ 无论怎么比喻深港之间的关系，它都是深圳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今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全面学习借鉴香港融合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制度设计，包括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城市建设、政府运作、民主法治等。 20年前的声音回荡至今 蛇口，女娲补天像前，深圳一位文化人介绍对岸的南海酒店，说：“别看现在不怎么样了，当年那可是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是啊，南海酒店，那里曾留下过这座城市当年的风云人物袁庚的一段著名演讲。1988年11月召开过一次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参观蛇口，袁庚在南海酒店举行欢迎酒会，并作即席演讲。 袁庚说：“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这里）人民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国际自由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价值法则所规范的，而这种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各种体制的改革。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6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们提倡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和搞人身攻击的话，他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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