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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海洋文明的先行建设者客家人是海洋文明的先行建设者
客家人是肩负着建设海洋文明的重任而诞生的。1279年广东省新会县“厓门”是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皇帝赵昺跳入大海的地方，以汉族为主体的南宋政权终结了，蒙古族的元朝统治全面建立起来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陆地文明征服了亚欧大陆，人类的陆地文明跨越到了巅峰的位置，同时也是人类迈向海洋文明的起步。此时此地客家人也真正诞生了，其诞生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汉民系客家人的第一人称“亻厓”字的出现。 尽管中华民族汉民系南迁早就开始了，从中原最早南迁而来的汉民系，是从长江、湘江，通过秦始皇时开挖的灵渠到漓江、西江、珠江，或从长江、赣江，通过唐朝张九龄在庾岭梅关开通的驿道、浈江、北江、珠江，南迁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其次是中原迁到福建的汉族民系从陆路、水路、海路迁到了韩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先行者广府人和潮州人都在容易找到饭吃的平原三角洲上居住着，开发了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由于中原继续有战乱，更后南迁的汉民族客家民系也经历了三次大南迁，才真正形成了客家人这个汉族民系。第一次是西晋末东晋初的“八王之乱”，史称“永嘉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他们因避乱而南迁，多弃官携眷南逃，故有称“衣冠南下”之说。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其发难至称帝以至失败，所经走的路线，几乎与客家人南迁路线相一致，有“葛藤坑传奇”之说。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兵进逼，客家先民有从中原迁到赣南、闽西，又从赣南、闽西南再进入粤东的梅州、循州（今龙川）、惠州等地，当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皆编入“客籍”，这时候“客家”移民大量涌入，“客”胜于“主”，即客籍人多于土籍主人，这就是“客家人”由“客”变“主”的过程，也是“客家人”的由来。据《太平寰宇记》载,太平兴国五年,梅州户1568户,循州户（今龙川县）8339户。99年之后,两州户口分别增至12,372户和47,192户,增长率为788.9%和565.9%。与循州相邻的韶州,户口增长率(534%)也与循州相仿。 客家人真正标志的第一人称“亻厓”为何在此时此地出现？那是南宋末的1277年元兵侵占中原，继而进入江西、广东一带，当时宋帝封文天祥为信国公，文天祥广泛征集四方义士，希望挽回失败的局势。丘逢甲的先祖丘文兴也曾“参文信国公军事”。文天祥征集了8000英勇壮汉，与元兵激烈战斗，从而收复梅州。后因元兵势大，寡不敌众，退到梅县松口，感动了仁人志士。当时松口卓谋带领卓姓800壮丁，自愿参战。岂料因敌我悬殊，难于抗战，败走潮州，乘船逃退，最后舟沉厓门，被浸死者十之八九。1279年2月6日，九岁的小皇帝赵昺由丞相陆秀夫背着跳入大海中，南宋王朝灭亡。其时卓谋幸免于难，召集生存者，结队乘坐木船，漂泊南洋，至婆罗洲（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定居，开垦荒地，创建家园。不到20年，把荒芜的岛屿开垦成富庶的宝岛。现在婆罗洲北岸仍有中国式城堡的废址，即卓谋等人当年留下的遗迹。从此以后，这些“客家人”，其自称为“亻厓”，他们从“厓门”跳进了南海，又漂泊到南洋的海岛上去“捱世界”。这个“亻厓”字里的“亻”就是客家人的独立意识、迁徙行走的表现；“厓”字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在“厓门”结束了汉族政权统治的时刻；也应是汉民系的客家人和其他族系从“厓门”此地踏入南海；更可以了解客家人居住山“崖”下生存的艰苦现象，无客不住山，有山便有客；更深切地知道把荒山野岭作为客家人生活、生产的工“厂”。这个客家话中的第一人称称呼“亻厓”字，是客家人主体意识确立的标志，也是客家人海洋意识初步确立的标志。以此观之，客家人身上应该是带着海洋文明“基因”而诞生的。 客家人走向海洋的第一步就是从大陆跨海峡到台湾岛上去开垦谋生。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跨越五岭，但岭南平原土地多、易找吃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韩江三角洲平原都给先期南迁的广府人和潮州人居住着，所以一大部分南迁的客家人便止步于五岭之北。在岭南岭北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居住的客家人，随着人口的繁衍，已无荒可开，也无地可耕，难于填饱肚子的情形下，客家人又要向蔚蓝的大海踏浪而去，在蓝色的海洋外讨寻新生活。客家人踏浪渡海台湾，是最短的路程，也是跨海的第一步。客家人迁往台湾始于何时?据载，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其下属将领刘国轩等人及部属都有不少是客家人，但是清廷统一台湾后，则多被遣返回大陆原籍。客家人真正迁往台湾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接纳施琅的建议收复台湾后。当时清廷派驻在台湾的部队中有从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征募的客家兵数百人，他们在安平、台南、阿公店服了4年兵役后，复员在滥滥庄（今台湾屏东县万丹乡附近），按六队编制屯田开垦，“六队”与客家话的“六堆”音相通，这就是迁往台湾“六堆”客家人的先民。客家人迁往台湾最早走的是哪条路线呢?客家人最早渡台时所走的，都是朝廷规定的官道：在粤东北的嘉应州，顺着梅江、韩江南流而下，到达汕头附近的各港口；而后乘船到厦门等待查验；再后渡洋到澎湖列岛的马公等港口候风；再而后向东南行驶，经东吉洋，进入鹿耳门查验；最后由安平登岸，到达府城（今台南市）附近暂居。然后南下屏东，在高屏溪（亦称下淡水河）东岸及东港溪流域垦居。客家人也有不走官道，私自偷渡到台湾的。私道路线也是在粤东北的嘉应州，顺着梅江、韩江南流而下，到达汕头附近的各港口，绕开查验，直接渡过台湾海峡，航行至凤山县的打鼓港（今高雄港）、前镇港、凤山港、下淡水港、东港等港口及琉球屿，再由小船接运登陆，徒步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客家人最早期的一条渡台路线。客家人渡台的时间要比闽南人迟，台湾平原易找饭吃的地方，大都由先到的闽南人居住着，只好选择一般人不愿居住的偏僻且有瘴疠的地区，以及靠山麓或较贫瘠的丘陵地开辟垦殖。康熙年代，以屏东的下淡水溪东岸近山平原为中心；高雄、台南、嘉义等地有若干点状的拓植，但人数不多，垦区不大。雍正年代，客家人入垦中心，渐次移到彰化、台中一带地区。乾隆年代，北移至台北、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狭长的丘陵地区。 客家人走向海洋也塑造了自己的保护海神——“大伯公”。先期南迁到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广府人和潮州人走向海洋都塑造了庇佑的海神——龙母、天后。龙母，原名温天瑞，又名温凤娇，秦时岭南人，出生于辛未年（公元前290年）五月初八日。在广西梧州出生后被丢弃西江，漂至广东德庆悦城为渔翁梁三救养。她造出“方舟”，又称“掘尾龙”，与北方不同而能适应南方的船。传她在水中拾到一个五彩斑斓的巨卵，放在被窝里，孵出了五条好像壁虎一样的小动物，其实就是龙。她养育这五龙子，人们便称她为龙母。五龙子在南海到西江一带管好风调雨顺，消息传到秦始皇那，便派出使者，召龙母娘娘入宫，遭拒后仍被强行挟持，船行桂林，狂风大作，大雨如注，龙母所乘船不知去向，为五龙子接回悦城，如是者四次，使者回京禀报，秦始皇亦感动，下诏敕封为“秦龙母”。天后，姓林，名默，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的一个渔村，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去世，享年28岁。天后是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海上保护神。传说她从出生到满月都不啼不哭，所以取名“默娘”。林默秉性聪颖，善观天象，救人济世，降妖除怪，治病救人，拯救海难。升天后有随从，千里眼、顺风耳，能解救于万里之外，因此被渔民视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自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下诏，特赐宁海圣墩庙号为“顺济”后，妈祖的封号，由两宋间封为“夫人”进爵为“妃”，元时的“天妃”到康熙时封为“天后”，因而不但是闽南人的保护海神，也是操闽南语系潮州人的保护海神，同是南海、渤海、黄海、东海沿岸，包括大陆和台湾海上保护的“天后”神。秦朝龙母和宋朝天后，这两位海上女神，广府人和潮州人出海之际都虔诚地祷告着保佑。而南洋各地客家人所奉祀的“大伯公庙”，就是纪念清朝乾隆年间广东大埔籍人张理、丘兆进和福建永定籍人马福春，从韩江乘船去爪哇谋生，中途遇飓风，船被冲到槟榔屿上一个叫海珠屿的岛上拓荒的事迹而塑造出的神明，以“大伯公”庇佑客家人到南洋诸岛上平安过日子。 先期南迁到岭南的广府人和潮州人走向海洋，都到海外建立起新的王国。在南海建立起安南（今越南）的莫王朝，是广府人的莫登庸（1470～1541）于1527年至1529年为越南莫朝开国君主。而潮州人郑信（1734～1782）则在暹罗国抗击缅军入侵，收复失地，于1767年建立起吞武里王朝。而客家人罗芳伯（1737～1795）35岁时从梅县石扇来到南海的加里曼丹岛开采金矿。一方面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附近的东万律从事开采金矿，一方面又率领众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挖塘养鱼，仅几年功夫就把西加里曼丹开垦成富庶的金矿之乡、鱼米之乡。 在此基础上，1777年罗芳伯在曼多创建兰芳公司，有说兰芳公司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兰芳共和国制的架构。以曼多为中心周围的茅恩、猪打虎、坤日、龙冈、沙拉蛮和山心等地都归公司管辖，鼎盛时所管辖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除矿山和山地外，其余大都成为可耕种土地。公司以坤甸作为商业中心，有说坤甸为兰芳共和国的首都，开辟水路商埠有12处，陆路14处，邦戛、拉昼、万律、万那、加挞、文兰、鹿邑、万帝隆、喃巴哇、冒顿黎岛、太港都是当时的重要商埠。罗芳伯创建的兰芳公司，去世前有遗嘱：“兰芳公司大哥，系嘉应州人氏接任；本厅副头人，系大埔县人氏接任，此两处永为定规；至于各处头人，尾哥老大，不拘本州各县人氏，仅可择贤而授任，故历代相传，俱遵规例焉。”（见《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所以，兰芳公司的头人，罗芳伯去世后，便由江戊伯、阙四伯、宋插伯、刘台二、古六、谢桂芳、叶腾辉、刘乾兴、刘生等几位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接任。兰芳公司1777年由罗芳伯创立，至1884年公司的头目刘生去世后，公司内部意见分歧，荷兰殖民者趁机派人接管兰芳公司。兰芳公司的群众在梁露二（路义）的领导下，反抗荷兰殖民者接管该公司，并击退前来接管的荷军。1885年初，从爪哇开来的荷军又被击退。18 8 6年荷军再次增兵进攻，再败。18 8 7年荷军又从爪哇派来援兵，再加上有汉奸出卖，致使兰芳公司起义群众陷入重围。直至1888年，兰芳公司起义群众因弹尽粮绝而全部壮烈牺牲。嘉应州人的兰芳公司便告解体，但在加里曼丹岛上存在１１１年，对开发加里曼丹岛，对反抗荷兰殖民统治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大多数都从中原往外迁徙，和人类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有往东北迁徙的“闯关东”，有往西北迁徙的“走西口”，而往岭南迁徙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潮州人则一起走向海洋，称之为“出南洋”。世界客都的梅州有两句口头禅：“食死番鬼”，“毛里寺猫公飞捋史”，非常生动地刻画了客家男子汉“出南洋”去闯荡世界回家乡的生动情形。客家人跟着广府人、潮州人去“出南洋”，这“南洋”其实是指“南海”，“南中国海”。南海的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海洋面积的76%，约等于我国的渤海、黄海和东海总面积的3倍，世界上仅次于南太平洋的珊瑚海和印度洋的阿拉伯海，面积居世界的第三位。其实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三个海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个是地中海，地中海文明对亚洲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曾发挥巨大的作用，如地中海边的埃及文明，既有法老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又有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一个是加勒比海，位于大西洋西岸，称为“美洲地中海”，以海深和珊瑚礁闻名，沟通南北美洲的文明，既有百慕大三角之神秘，又有拉丁美海洋文明。一个是南中国海，何谓南中国海？由广州到中国最南端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和由广州到中国北端与蒙古交界的二连浩特，其距离海洋距离和陆地距离是相等的，由广州到中国最南端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是南海的面积，又是中国海域的面积，因而又称南中国海。处在地球中央的南海，它直接地影响着太平洋、印度洋，同时也影响着大西洋、北冰洋。客家人“出南海”就称之为“出南洋”，客家人来到南海的海域周边，便与周围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东帝汶等的国民，和谐共处，共同披荆斩棘，开发海岛，开发海域，共同建设海洋文明。 客家人是海洋文明的先行建设者，而且还是知行合一者。客家人崇文重教，对“海洋”二字有特别深刻的理解，有特别深刻的感情。首先对“海”字的理解。“海”字其形为“氵”、“每”（人、母）二字构成。“氵”（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每人生命的母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百川归海，海纳百川。《尔雅》有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古时中原陆地民族谓之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各族与海域接近，这些陆地上的河川也汇流入大海。其次对“洋”字的理解。“洋”字其形为“氵”、“羊”二字构成。“羊”与“氧”、“阳”相通，母亲诞生新的生命来到阳间，伴随着新生命来到的是“洋水”。由此观之，“海洋”对新生命的到来，具有的意义是巨大的。中国的“水”，除了新疆一条额尔齐斯河流经俄罗斯入北冰洋，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孟加拉国入印度洋，云南的怒江流经缅甸入印度洋之外，其它诸条江河大部分都流入太平洋。中国的“水”从哪里来?主要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也有少部分从北冰洋和大西洋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是中国的四大海，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海龙”。而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是中国的四大河，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水龙”。其实，所谓“水龙”就是江河的流动及水流的趋势动向。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植物、动物，没有植物、动物就没有人类。中国的“水”，不但滋生了中国陆地上植物、动物，更是滋养了中国的人们。黑龙江水系及其上游支流便养育了中国的吉林、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等城市，也滋润了俄罗斯的海兰泡、伯力、共青城等城市。黄河水系及其上游滋养了西宁、兰州、银川、包头、西安、太原、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城市。长江水系及其上游滋润着攀枝花、宜宾、成都、重庆、宜昌、荆州、武汉、长沙、南昌、黄石、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南京、上海等城市。珠江水系及其上游繁育着曲靖、溶江、南宁、贵港、柳州、桂平、桂林、梧州、肇庆、韶关、清远、河源、惠州、佛山、广州、深圳、江门、珠海、香港、澳门等城市。这四大河是祖国的母亲河，她用乳汁养育着13亿多的子女成长。可见中国“水”的丰。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风水轮流转。中国自然界的风水是这样轮动着流转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水，经过太阳照晒，上升为水汽形成的云层，季候风则把它送到大陆的上空，碰上冷空气便形成黑云，黑云凝重坠落而成雨水，流入溪川河江，最后统统又汇纳进大海。自然界“风水轮流转”的循环现象，人们在由青海进入西藏途中便可亲眼见到这样的景象：由印度洋上吹来的季候风，在喜马拉雅山之南，雨水就非常充沛，植被生长就非常茂盛；在喜马拉雅山之北、念青唐古拉山之南，季候风被山挡之后，雨量就略为减少，植被也不甚茂盛；而在念青唐古拉山之北、唐古拉山之南，季候风再遭山挡之后，雨量又更为减少，植被就难于茂盛起来；到了唐古拉山之北、昆仑山之南，季候风再次遭山挡之后，雨量就极其少了，植被就显得稀疏了；而昆仑山之北，季候风更是无法吹到，这里终年也就没降雨了，戈壁滩上也就再没有植被了，远远地能看到有骆驼刺，都会有欣喜之情。所以中国的黄河、长江的源头绝不会在昆仑山之北，而在昆仑山之南。唐朝李白有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今天应该准确地改正为“君可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定复回。”天上来也好，定复回也好，都全靠着海洋上和陆地上的“风云”。可见，海洋文明是陆地文明的重要依托和发展。 客家人在南海和当地居民共同建设海洋文明最为成功的，首推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及其儿子李显龙。史料记载，唐朝火德公后世裔孙李德明，从福建上杭县稔田乡移居广东省程乡县溪南浚头（今梅县松口镇松南圳头）开基，据《李氏族谱》载：“火德＿三三郎＿四六郎＿千八郎＿念三郎＿万一郎＿德明＿守已＿均甫＿子显＿仲义＿安＿龙珠＿鸾＿万孜＿德轩＿汝富＿润宇＿衍白＿海如＿桓若＿崇万＿统材＿立斌＿沐文＿犹虎（云龙）＿进坤＿光耀……”再传至12世孙李衍白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迁到大埔县古野乡唐溪楼下村开基，再传至6世孙李沐文移居印度尼西亚转新加坡，李光耀为第四代。李光耀创立了人民行动党，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5年获得独立，人称其为新加坡国父。蝉联担任总理31年，把新加坡建设成世界上东西方都羡慕的繁荣富强的国家。其儿子李显龙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计算机，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取硕士学位，先后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工贸部长、副总理、总理，在父亲建设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新加坡国土虽小，喝水要靠马来亚供给，填土则需印度尼西亚提买，但其所处在赤道线上，为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交汇线上，又处在太平洋与印度洋通道马六甲海峡口上，再加上李氏父子曾在西方的英国留学，所谓东方文化交汇点上。正因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及其儿子李显龙处在时空东西南北交汇的线点上，带领新加坡人民共同建设海洋文明是成功的，堪为客家人建设海洋文明的典范。 客家人在南海和当地居民共同建设海洋文明成功的，其次要推泰国总理他信、英拉兄妹。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 ，中文姓名：丘达新），1949年7月26日出生于泰国北部清迈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是第四代泰国华裔，是热衷寻找祖源的客家后裔。其上祖丘氏九十六世春盛，又名顺盛，从广东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塔下村迁到泰国东部尖竹汶，后迁北部清迈开基，妣唐迪，生子女三个。丘氏九十七世祖阿昌，又名阿清，妣娘盛，生九子：乃乐、素杰、占颂、颂集、陶旺、素拉攀、汶乐、威菜、通素，开始改中国姓“丘”为泰国之姓“秦那越”（西那瓦，意“丘”）。丘氏九十八世祖奔历·秦那越，又称乃乐＼洛特·西那瓦，议员，妣黄金蕊，泰名英蒂，原籍广东梅县松口镇梅教村，生子女9个，子他信·西那瓦2001年1月泰爱泰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2月出任第23届泰国总理。2005年3月又蝉联24届总理。他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首位顺利完成4年任期的总理，也是首位当选连任的总理。他信2005年7月到中国广东寻根时说：“有人跟我说过，你如果是潮州人的话，你会很善于经商；如果你是客家人的话，你会从政。可以说，我是两者兼备。”“我从父辈潮州人那里学习到了经商的经验，从母辈客家人那里学习到了从政的经验。”而乃乐的幺女、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英叻、英禄、丘英拉、丘英乐、丘仁乐），1967年6月21日生，1988年和1990年先后在泰国清迈大学和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担任隶属于西那瓦家族企业的AIS电信公司总裁和一家房地产公司执行总裁。2011年8月6日任泰国第28任总理，英拉在任总理期间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签订了修建泰中高铁，真正落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战略决策。她深知泰国暂缺修高铁的资金，但泰国有大米，便以“大米换高铁”的决策，泰国卖出大米给中国，中国修高铁到泰国，既解决泰国农民产品的销路，又协助中国修建泛亚高铁，便于中国和泰国、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高铁联系起来。可见，英拉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充溢着客家妇女所具有勤劳、乐观、硬颈的精神，她要为海洋文明做出卓越贡献。 当今，中华民族作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决策，再次吹响了向建设海洋文明进军的响亮号角。“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客家人应当发扬历史上的光荣传统，肩负起建设海洋文明的神圣使命，乘风破浪，扬帆奋进！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 汉朝 班固撰 2、《新唐书·地理志》 宋朝 欧阳修 宋祁等编撰 3、《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年 4、《中国文化简论》 丘立才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年 5、《客家文化新论》 丘立才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看好该帖的朋友们: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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