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金良的博客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在看待岳飞被杀的时间，其实不能单纯看忠诚被杀那么简单，还要根据当时的时势，来具体分心，岳飞之死完全由自己的造成的，与秦桧无关，下面我给大家讲讲。
在中国历史上，做奸臣做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数秦桧吧。“风波亭中害岳飞，朝堂之上跪虏使”他一辈子做的两件大事：“诛岳飞”、“签和议”把他永远定格在了民族败类的形象上。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秦桧年轻的时候，也曾慷慨激昂、积极主战过，更做过一些常人所不能为的忠义之举。后来他又为何而改弦易辙，积极求和？这位背负着一门祖孙三状元及宋体字发明人等众多传说的人身上，到底发生过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一步一步推动着他，使他成为了后来的秦桧？他的大奸大恶之名，又有几分符合史实和真相？对金求和，诛杀岳飞，他是主谋，还是帮凶，其中有多少是形势使然，又有多少是他个性使然？他在南宋整个朝代，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拯救者，还是陷害者，假如当初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坚决求和，南宋王朝，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透过人性本能，还原当时各阶层真实现状，为秦桧——这个乱世中求存的策略大师——为什么会那样做，做一个全面解答。

秦桧的生存策略，核心就是考虑多方的利益，尤其是皇帝赵构的利益，只有受到赵构的信任和支持，秦桧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忠君一点上，秦桧其实比岳飞做的更极致，也更让赵构放心。

秦桧要制定自己的策略，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别人的策略会是什么，必须清楚处于当前的形势下，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个人和利益团体会做出如何反应。一个只顾着自己出牌，希望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的人，是注定要满盘皆输的。秦桧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把所有参与对象的策略参悟透，错走一步，错判一人，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秦桧要完成和谈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金人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和谈的基础，然后岳飞这个人什么底细，军人集团又会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地主农民的利益立场，皇帝和朝中大臣又是怎么想的。

金国的和谈意愿

首先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总会屡屡入侵中原。是他们侵略成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因为北方的可用草原面积是有限的，能养活的牛羊也有限，自然能养活的人也是有限的。为了防止人口超负荷，在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辽对金，金对蒙，通常都会实行“减丁政策”——就是古代的计划生育制度，不过不是在人还没出生的时候计划掉，而是把已经成年的男子按照抽签等制度“计划”掉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保持人口稳定，不会导致因游牧民族人口暴涨而必须通过侵略来求存的局面。

但是如果原来的强弱平衡被打破了，一下没注意控制，只要两三代的时间，人口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暴涨——一个家庭生六个小孩，六个小孩再各自生六个小孩，草原上的资源很快就会不够用，首先出现的事情就是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打的一塌糊涂，然后战火很快延伸到中原来。光从从这一点就可以得知，游牧民族的战斗能力，和农耕民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士兵打起仗来，注定是视死如归的，因为劫掠农耕民族，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其作战意志，是汉族的农民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汉族的农民参军，往往只是因为参军也是一种求生的出路，可以不从事劳动，而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纯粹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两军交战时，汉族士兵以及将军很可能会出于贪生怕死而临阵退缩，然后趁溃败时逃回老家继续种田活命。

金国作为游牧民族，当时还没怎么适应中原的生活习惯，政权建立时间也不长，刚刚吞并了辽国那么大块土地，人口相对来说还不足，所以对统一全中国并无多大兴趣，很多时候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抢夺一些财物和生活用品。所以占领中原后，也往往就是挑选某个汉人大臣做子皇帝，作为金的藩王镇守中原，然后每年向金国贡献固定的金银物资，也省得他们长途跋涉来抢夺。金国当时的国之根本在于先巩固吞并辽国之后得来的土地，他们对跨过黄河，跨国长江来灭亡南宋，缺少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就算花大力气真的能把南宋灭了，以当时金人的数量，也还是要在南方扶植一个傀儡皇帝，然后每年给自己上交岁贡。如果能和南宋和谈，不用流血而能捞到同样多的好处，那自然是上上策。

此前多次名义上的宋金战争，实际上只是南宋和刘齐政权，汉人与汉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南宋军队，只有到1137年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与金兵交锋。双方虽各有胜负，但金国当时是防御性出兵，主要是害怕刘齐政权被南宋灭亡后，伤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一旦岳飞渡过黄河，要全盘夺回故土，金国势必会调动所有人马反扑，而在北方，缺少后援支持的岳家军，面对金国精锐部队，能否再打胜仗，实在很悬。所以宋金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和谈动机，彼此在前线厮杀只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诡异的是，当初收留秦桧的金国大将完颜昌，由于在金国内部提倡和谈，主动同意把北方部分领土归还南宋，而被新上台的金熙宗视为卖国求荣，最后在欲逃往南宋的路上，被完颜宗弼（金兀术）所杀。由此可见，秦桧能处在赵构领导下，还算是大幸。毕竟和谈这种事，即使对双方都有利，也还是容易为各种因素干扰中断，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而那个一上台就把国内主和派都干掉了的金熙宗在派兵征讨南方无果后，第二年，也终于还是认清了宋金两国，谁也一口气灭不了谁的现状，接受了《绍兴和议》。

从上述的事实，也可以得出一个我们平常生活中的结论。开车不要跟出租车抢道，也不要和小偷之类的打架。他们是靠这个为生的，不可能因为你强硬些，他们就会做出退让。除非小偷有其他出路，不然光靠暴力，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在网上大喊社会冷漠，道德败坏的人，不知道有几个真正碰到那种不惜跟别人打的头破血流的人，会为了所谓的正义，跟他们拼命？

岳飞其人

岳飞一开始是靠帮助南宋稳定内乱发家的，所谓内乱，就是指南宋境内的农民动不动就拒绝交粮，武力反抗。宋朝在朝廷官员内部，虽然党争事件屡禁不绝，但所用方式是极其文明的，很少有人因为政治斗争而掉脑袋，但是他们对待拒不履行义务的农民是绝不含糊的。毕竟党争是内部矛盾、路线之争，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说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农民不交粮，则触犯了他们最根本的利益了，这一点是决不能容忍的。在北宋期间，方腊起义、梁山伯一百零八将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在南宋，声势浩大一些的，也有王宗石、李敦仁、杨幺起义。其中后两起起义，都是由岳飞领军剿灭的。岳飞自己，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毕竟已经分属不同阵营，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和他一样做。何况岳飞也知道农民起义，多半都是因为活不下去的原因，所以常常在打垮了对方之后，又把那些起义军中年轻力壮，又不愿回家种田的农民招到自己麾下，改吃官饭。

因此岳飞的军事实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强，打胜仗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官衔自然也越升越高，表达欲和炫耀心理也越来越重，常常在暗讽朝廷“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上无良相，朝乏贤臣”，后来干脆抛出“文臣不爱钱，军人不惜命”的绝对标杆来压迫鄙夷他人。其实岳飞固然可以不贪财，不好色，不惜命，因为他至少还能换得数不尽的赞赏和荣誉——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比金钱、美女、性命更宝贵。如果没有那些凡夫俗子相衬托，又怎么能显得出岳飞的高尚和伟岸以致彪炳史册呢。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已经不可能做到比他还极端了，跟着他学又能得到什么呢。

就像做好事一样，只有大家都不做好事，而你偏偏一个人坚持做好事，大家才容易给予你认可和尊重，或许一不小心，还能名利双收。如果是大家都在做的好事，也就无所谓好事，也没有人会觉有什么了不起了。难道这世间，还会有不爱钱，不爱色，不惜命，又不是为了求名利之人？那他生来是为了什么？难道和蚂蚁窝中的工蚁一样，生来就是为别的蚂蚁奉献一切的？那他倒确实不适合当人，而应该下辈子改投蚂蚁了。后世的海瑞，或许是从岳飞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启发，看来不仅做奸臣是一种投机取巧，做忠臣，何尝不需要投机取巧呢。

海瑞和岳飞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视名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当然，比起别人的生命，那就更重要了。海瑞为了实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品格，活活饿死自己五岁的女儿，博得千古名声，而岳飞为了严肃军纪，对于胆敢搔扰百姓的亲舅舅，也最终是亲自给他做人体解剖。此一大义灭亲之举，竟然常被后世岳飞粉丝所溢美。

《三朝会盟汇编》关于此事有记载如下：
有百姓诉其舅姚某搔扰，飞白其母，责之曰：“舅所为如此，有累於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母亦苦劝而止。他日，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刑。舅出飞马前而驰约数十步，引弓满，回身射飞，**鞍鞒。飞邓马逐舅，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归白其母，母曰：“我锺爱此弟，何遽如此？”飞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为舅所杀，母虽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鞒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

也不知道他舅舅到底是如何搔扰了百姓，但这种事裙带关系惹祸的事，确实是常常发生的，善于治军如岳飞者，自然懂得把这种坏事变成好事。这一招也常常为后世治军之将所学，《李宗仁回忆录》里曾记载着一个他的一个治军故事：有次一个士兵被当地农民拖到李将军面前告状，说那个士兵偷了他一件东西。士兵坚决不承认。李决定要严惩他，该士兵大恐，用同乡之谊来请求从轻发落。李见是同乡，更决定杀一儆百。于是，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他。从此军纪肃然。当然，李宗仁到暮年后，一直为此事不安，豪气干云的岳飞，大概这种治军之术运用纯熟，已经完全不会有心理障碍吧。

岳家军制胜的秘诀和军人集团

岳飞的军队，素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传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扰民”是岳家军的座右铭。不过实际上，岳家军的军饷待遇，一项比其他的杂牌军好很多，因为当时很多杂牌军，甚至因为军饷发放不及时，就沦落为草寇，或者投降到刘齐政权去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多路人马纷纷强烈要求加入岳家军跟着沾点光的原因，史书上有记载：李道、牛皋等屡次申状岳飞和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赵鼎，“乞听岳飞节制”。原来被岳飞狂扁过一顿的赵秉渊，一开始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他手下，到后来等岳飞的部队待遇越来越好时，赵秉渊又强烈要求归到岳飞部下。

当时的岳家军，或许比呆在其他部队里风险会更大一些，但要知道当时处于乱世，皇帝老儿、贵族大臣的命，也是说丢就丢了，更别提普通老百姓，当时的青壮年，根本没有太多出路，要么是做流民盗匪，要么是从军入伍，要么就只能呆在家里被人劫掠饿个半死了，军队就是一个巨大的铁饭碗，在乱世下，对普通农民老百姓，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只要参了军，报了国，呆在里面，侥幸没死，生活质量和前途，都会变得更好些。所谓“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是也。

从最底层的士兵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具体参加的是哪个部队，打的是什么仗，只有那些号称要书生报国，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才会有些远见，参军之前会找准品牌，第一最好是王师，比如领头者是某某贵胄后裔，多少多少世孙，第二如果是叛军，也要师出有名，最好是清君侧，或“天命所归”才行，第三，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起码该军队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赶快提携他们做参谋，捞个肥缺，也好绞尽脑汁编出符合前两条的理由来。话说回来，岳家军，在当时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而且还不设门槛，不需要走后门，所以自然大家鱼贯而入，发展迅速，没几年就发展到十万岳家军了。所谓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军纪和指挥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后勤和粮草，才是岳家军战无不胜背后的真正法宝。

一旦打了败仗，污了名声，伸手向朝廷要粮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打胜仗，好吃饷”是岳家军士兵们每天都要在心里默念一百遍的口号，也是岳家军的核心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士兵胆小怕死，影响士气，都是对其他人生存权利赤裸裸的侵犯。这也就是岳家军之所以能保持强大士气的秘诀所在。

因为岳家军每次征战，都是高举“收复河山，迎回二圣”的响亮口号，所以岳家军在军饷供应方面，态度极为坚决，对拖欠军饷行为保持零容忍，朝廷为保证岳家军的后勤供应，往往“以军期责认州县划刷仓库，科敛疲民，公私罄匮”。到月底士兵欢天喜地准备领工资时（即月钱），“不问州郡有无，皆有定额，所桩窠名，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铢铢而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迫矣”，时称“病民最甚”。“皆系军兵计日指准，不可稍有欠阙”。

岳飞动辄以贻误军机，误了复国大业该当何罪的高帽来吓唬地方官，所以州县官员对农民的搜刮盘剥也只能是毫不手软了，一开始官员还总会耐心的对农民做思想工作，说这一切还不是为了大宋，我们当官的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人民好。到后来，次数多了，他们自己都可能觉得那套说辞不中听了，就再也不做任何解释，碰到农民家中有粮，拿来就是，懒得费那些口舌。所以岳飞军队行军各州县,当地农民见军容整肃，于民间秋毫无犯，还以为岳家军跟那个些征他们粮的穷凶极恶的家伙是两伙人，经常向岳飞哭求能不能顺便帮助灭了他们。

岳家军，在南宋军队中，还要算是最好的。《文献通考》上说“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为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几员大将拥兵自重，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战功说多少就是多少，“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要的俸禄比当兵的人数还要多，“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彼此之间又骄横生隙，朝廷很难控制。

而且军人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和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在有些时候，还会形成截然相反的立场。军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军功卓著，而要得军功，则需要不停的打仗，如果跟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可以以战养战，倒也可以越战越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普遍有战略上的优势。而一个农耕民族，对外开战不但将耗费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其军粮物资的巨大需要，也会是压在黎民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将领参与一场战争本身几乎不承担任何代价，胜了则大部分收益归自己，败了，只要兵权还在握，朝廷也不敢轻易动他，万一惨败，回朝有性命风险，身处乱世，也还可以选择做流寇或投降敌人。

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严重的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所以军人通过扩大战争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几乎是必然之举，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即使在太平年代，军人集团中的活跃分子，内心都难会渴望着发生什么才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道越乱，越能给自己机会以拯救苍生，名满天下。而在本来就处于国仇家恨的战乱时期，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之词，更是绝好的帮助掩饰了军人们的真实动机。

后来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驻扎在边防上的一些将领，不堪忍受朝廷和平妥协的策略，经常组织义士悄悄潜入北方，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屡次被毫无爱国心的北方农民举报到金人那里去，害得南宋朝廷甚为惊骇，赵构每每听到他的爱国将领给他捅这么大篓子就整晚整晚的失眠，这多少也帮助他下了诛岳飞、杀一儆百的决心。

秦桧和岳飞，其实私下里，也交流过，对于北伐之事，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其实这样难怪，不让岳飞北伐，那他做什么？回家务农，还是当个闲职将军，天天无所事事，这跟岳飞的远大理想，明显不符。

不喜欢打战的军人不是个好军人，那些渴望和平的“军人”其实只是一些职业无前途，混进军队混口饭吃，然后被真正的军人推上前线当炮灰的人，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又怎么能和真正的军人沾上边。

真正的军人是那种“谈笑间，士兵灰飞烟灭”却可以把所有功劳记在自己身上，可以让万民匍匐在自己脚下的那种人。

与岳飞生在同一个时代是一种悲剧，英雄人物，通常给后人以幻想，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是一种重负。

地主和农民

罗素称古代中国是一个强大到不想去侵略别国的国家，其实并不全对，古代中国还是一个弱小到不想去反抗别国的国家——只要你比他强大。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古代的地主，外加文人墨客，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热爱和平的，只要自己百亩田尚在，仆人佃农也还都在自己管控之下，其他的小事，比如当今皇家姓甚名谁，本族外族，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古往今来，真正让卫道士们害怕的并不是篡位本身，而是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暨不确定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古代“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民间地主、知识分子，之所以推崇儒教的三纲五常，其实并不是视之为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手段。不论是开疆拓土，东征西讨、还是收复中原，没有一样是地主会真心支持的，因为这些事跟他们毫不相关，他们希望的仅仅是一只部队，能维持现状，保护他们已有的利益不受侵害。

宋金交战时，大部分地主，都很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没几个人会希望战争旷日持久，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和谈，南北维持现状。那些少数民间知识分子，跳出来表态要支持“收复河山，迎回二圣”，也并不是他们不懂的自身利益点所在，只是看到其他人都做沉默大多数，自己可以跳出来慷慨陈词，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说一些空话套话，满足于自己救国救民，指点江山的自我幻象中。

至于农民，对于是支持议和，还是继续开战，简直就是不言自明的，南宋初期，由于立足未稳，各种重建工作耗费巨大，赋税比率极重，农民不堪其负。到绍兴和议签订之时，几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南宋的四种官方赋税中，就有两种是作为军费支出开征的，（月桩钱和版帐钱），加上当时各个将领任意加编，私募军队，赋税日重，大部分农民都更情愿去参军，而不是种田，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农民的负荷。岳家军从一开始成立的三万人，迅速扩充到十万之多，如果后续要继续深入到北方作战的话，军队人数则还需要进一步暴涨。除非你相信岳珂给他爷爷编的朱仙镇一役，500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的神话。

农民在当时，往往缺少话语权，但是他们会用脚投票，当时南渡北逃的人都不少，互相都会权衡哪个地方更适合生存。统治者对于农民来说，断不是什么拯救者，而只是强奸者，古代人对妇女灌输的道德教育就是如此：因为我之前强奸过你，所以你为了保持你对我的忠贞，你不应该再让别人强奸。农民可不吃这套，反正无论在那里做农民，都得受统治阶级盘剥，供谁都是供，只要哪一方安定点，苛捐杂税少点，他们就往哪逃。当然也有极端的，不堪重税了，则揭竿起义，公然反抗朝廷。光是岳飞负责平定的就有好几起。所以南北双方能解甲休兵，对于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至于说农民听说岳飞被杀了，嚎啕大哭，实在是匪夷所思，难道一个农民会整天不关心自己田里的收成和要上交的粮食，而是关心河山有没有收复，二圣有没有迎回来？

明清大儒黄宗羲和顾炎武对此问题有过精准的论述：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朝代更迭，是当权者需要考虑的事，只有到了天下大乱，人杀人，人吃人的地步时，匹夫才也有责任。不过由于黄宗羲和顾炎武两个人都领导过抗清战争，失败了竟然没有去死，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不义之人了，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再有分量。

朝中大臣

宋朝的政治格局，因为少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朝中各派势力相当均衡，持什么主张的都有，很多时候“主战”或“主和”本身，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一种拉帮结伙的政治手段。李纲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宰相，是个铁杆主战派，后来赵构觉得被他忽悠了，把他换下台，一直没怎么重用他。但李纲自己不甘心早早地就退休，在明知道赵构一直在谋求和谈的时候，还多次上谏吹牛皮可以拿下金国，其实不过是想重回权力舞台。在南宋之前的十几年里，每个朝中大臣为了获取大家的支持，当上宰相，都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自己一上台，就什么麻烦都能解决掉，等到真正上台后，又一切都成了空头支票，当时那种局势，除了先和谈，休养生息再图将来外，并无更好的办法，就算换了拿破仑和李世民上台，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当时赵构换宰相，比现在的日本换首相还快。

当时和谈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按照协议内容，宋国要向金国称臣纳贡，那么皇帝赵构要向金国使者行跪拜礼。朝中大臣，对此都表示万万不可，堂堂大宋皇帝，怎么可以给藩夷行跪拜礼。也有的大臣表示要不把25两白银和丝缎往上加点，免掉这个跪礼，最后僵持之下，只能以宋高宗正在给宋徽宗守丧为由让秦桧代替赵构向金使臣下跪，这事才算了结。其实当时的大臣也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表达自己一个态度而已，实际上大家心理都清楚，在南方建立的政权，从来都是打不过人家才逃过来的，南宋之前还从来没发生过南方政权后来可以反攻吞并掉北方政权的。——东晋倒算是功败垂成，第一次桓温家族北伐成功之后，成功的篡了东晋的位，后来东晋名将刘裕帮助流亡的东晋皇室夺回了天下，忠义直可感动天下，但他北伐攻破长安之后，也还是急匆匆的回头篡了东晋的位。

《绍兴和议》去其虚名，得其实质，南宋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它。每年25万两的岁贡，几乎只是形式上的意思意思。在和议签订之前，南宋财政已经严重入不敷出，官员的薪水俸禄，每每都要打折赊欠，而只有军费是实时到帐的，还不时的要外加各种额外补贴和奖赏。军费中光是月钱一项，一个月就要4、50万两。所以从经济方面考虑，朝廷大臣对《绍兴和议》也是满怀期待的，即使是主战派内心也是喜洋洋，毕竟南北休兵之后，他们的薪水俸禄，起码会比之前更有保障了。

皇帝赵构

赵构或许称不上如何英明神武，但在皇帝中，其智商排名绝对位居中等以上。本来他是无论如何都跟皇位擦不上边，也多亏靖康之难，把他的父亲和兄长一干人等全都掳走了，就剩下他这么个漏网之鱼，让他得以继承大统。在北宋的时候，他几次当成人质被送往金营求和，见识过金兵的彪悍，也亲眼目睹过南宋的二十万勤王之师在面对金兵主力时，如何一瞬间顿作鸟兽散。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被一伙人拥戴着做了皇帝，不过他见识过金兵的厉害，觉得以当时的乌合之众，根本抗不住金国大军，所以不顾大臣们的极力劝阻和反对，在不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一逃再逃，一直逃过了长江，最危险的时候，还在海上躲了四个月。在那段逃亡生涯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彻底成熟了，看清楚了自己所处的现状，也为日后向金国求和以及诛岳飞，埋下了伏笔。

跟随赵构南逃的将军苗傅和刘正彦，因为对赵构只顾逃命深感不满，发动了兵变，以宋高宗皇位来路不正为由，迫使宋高宗退位。赵构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些鸟人拥戴他当皇帝，哪里是真心把他放在心上，完全只不过是借个皇室正宗的牌子，实现他们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把他当个皇帝来看待。后来岳飞动不动就拿出来的口号，比他的圣旨，还冠冕堂皇，“收复河山，迎回二圣”。他能放手让岳飞去搞吗？已有苗刘兵变的前鉴，如果他还对岳飞这个人毫无戒备，那只能说他的智商完全就不适合当皇帝了。毕竟他的祖宗就是靠兵变上台的，而且还美其名曰是：众将士贪图富贵，强行给他黄袍加身的。谁又能知道岳飞手下会不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下属，“强行”要岳飞做皇帝呢。况且岳飞私募军马，在岳家军中早已经是只知有岳飞，不知有皇帝了。而且岳飞在为母服丧期间，未经朝廷许可即以张宪代理军事，完全是把岳家军当成自己的了。

岳飞虽然言必称忠义，但实际上并不是忠于他赵构，而是忠于他自己的“忠义”二字，内心中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自己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第一位。就算岳飞终身不会背叛朝廷，他的桀骜不驯，一意孤行，也绝对够他消受的。而作为一国之君，他又不可能像岳飞一样纯粹以战绩论得失，殿中侍御史罗汝楫说的“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就算岳飞孤军深入再得几场大捷，对目前时局和形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在朝堂之中，他唯一能比较信任的，也就是秦桧了。秦桧深知他的求和愿望，办事又干练，朝廷大小事务，几乎不用他多费心。在涉及与金国的关系中，秦桧又能主动帮他承担各种口水和压力，民间即使有非议者，也往往把矛头指向秦桧，而不会直接向他开火，他只乐得在幕后当整场游戏的最大赢家。而因为秦桧又是一文臣，以宋朝的文武相互制衡的架构，秦桧再如何权势熏天，也不可能如武将那么危险，最终的决策权，也还是一直攒在他自己手里。

主战派胡铨因反对《绍兴和议》，上了一道言辞犀利尖锐的奏章，直接表明要斩秦桧项上人头以谢天下。秦桧等主和派也不甘示弱，立即以其扰乱大局为由，贬为“昭州编管”。赵构面对主战派的明指秦桧，暗骂自己的挑衅，也只是下诏称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满篇义愤之词，却并无建设性意见，是属于严重的标题党作风，禁止其他的官员效仿。而这个胡铨虽然得罪了秦桧，但没有赵构的示意，秦桧根本动不了他。

胡铨后来好好的活到了七老八十，并且临到老了还亲自上阵，过了把打仗的瘾。胡姓后人至今还引胡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为荣，跟“我到坟前愧姓秦”的秦姓后人相比，这个故事生动的告诉我们，在古代或现代，以及任何时候，只要在中华文化圈中生存，珍惜自己名声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比如百姓能不能承受，国家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之类的，多虑无益。那些事，自然有应该考虑这种事的人考虑。这个人，自然就少不了最高统治者。所以赵构当时心里很清楚，如果放任群臣，如岳飞、李纲、胡铨之类的人都按自己个人的意愿来行事，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被他们玩完，他也很快就可以见到他经常挂在嘴边念叨着的父兄了。所以适当的武力反击，然后求得谈判的筹码，于他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任何又碍于此的人，都会被他坚决的铲除。

综合以上各方的利益立场：金人有意停止干戈，捞点实际好处就行，地主农民一点都不关心故土能不能收回来，只关心能不能减税，朝中大臣除了少数主战派失去政治口号外，大部分都乐观其成，而皇帝也早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不用担心要么是赋税太重被农民推翻，要么是军人坐大被军人干掉。秦桧要想在和谈上取得成功，唯一需要对付的就是军人集团。岳飞当时虽然已被解职，但是其部将有不听其他人指挥之态势，暗中威逼朝廷归还岳飞军权。他们表面上是为岳飞喊冤，实际上是不甘心失去他们自身现有的利益。南宋内部随时都可能滑向形势失控的局面，所以不管岳飞本人是不是有反叛的意愿，除掉岳飞，瓦解军人集团，都是必走的一步棋。

秦桧当时代表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也是代表着皇帝的利益，大臣的利益，地主农民，甚至是金国的利益。岳飞的死，和具体的个人无关，他主要被当时的形势，以及各个利益群体，包括军人集团给害死的。

乱世之中，各个朝代的陈疴痼疾，绝非一人一事就可以改变的，或许又有人要说，如果当时的农民绝不因自己穷苦，就拒绝缴纳各种税费，朝臣之间上下齐心，团结合作，君臣之间，一心一意，不互相猜忌，那么有什么外敌可以入侵得了呢。这倒确实是一番令人向往的景象，大自然也刚好为我们演绎过这种理想社会，君不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正是礼教所热情讴歌的那种世界吗？蚁后和蜂王是各自王国中绝对的主宰，雄蚁（蜂）不用做事，专们寻欢作乐协助王后产仔即可，而兵蚁（蜂）和工蚁（蜂）则完全效忠于前两者，绝无私心，至死方休。但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而不是发展成蚂蚁和蜜蜂，正是因为我们懂得追求和保护个体的利益。像岳飞那种自己无私，然后要求全天下人也跟着无私，只能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秦桧早就看穿了世间之事，首先他所做的事，肯定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不然他就不会去做，其次他所作的事如果不符合皇帝赵构的利益，他肯定立马会被换下台。再次，他所做的事如果不符合农民的利益，他和皇帝也都可能会下台。最后，他的选择，也必然符合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不然他和赵构也可能会被推翻。他所谋求的和议，唯一不符合的就是军官阶层的利益。而军人如果坚持要继续和金作战，只是一种完全漠视其他群体生存利益的行为，所以在军人尚未完全掌控国家命运的情况下，被其他利益方淘汰出局，几乎是一种必然。秦桧所为，根本于忠奸无关，只不过是多方博弈中各自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必然结局。

其实身处乱世，几乎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有的结局，岳飞之所以被我们一直崇拜推崇，只是因为我们评定英雄的标准就是一定要足够悲剧，最好含冤而死，假如岳飞当时躲过一劫，《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的20年里碌碌无为，饱食终日，直至老死，那么他还会成为今日的民族英雄吗？袁崇焕当时如果不被冤杀，却留到后来被起义军或清军拿下，中国的民族英雄则又要少一个了。霍去病虽然没被冤杀，但如果当初不是英年早逝，到后来会不会也落得跟他弟弟霍光一样，死后被抄家呢？

人们总愿意假设这些民族英雄如果不死的话，历史会如何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其实这些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只是因为他们带着悲剧性色彩，生命嘎然结束，则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人们所臆想出来的英雄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实相去甚远，而我们对“奸臣”秦桧，很多时候，也只是因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过于精明，不但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也备极哀荣。其命运和岳飞之类的悲情英雄相比，实在是好了太多太多，后世对岳飞的无限拔高和对秦桧的极力贬低，只是为了平衡一下他们个人命运的巨大差距，防止后世之人，皆向往做秦桧，而不思做岳飞。其实换了现在的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又能不能做出比秦桧更好的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