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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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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客民播迁与族群相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客民播迁与族群相处 张维耿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族的大迁徙总是伴随着民族的大融合。无论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前还是客家民系形成以后，汉族人民或客家民众向南迁徙，为争取或争夺生存空间，都不免与当地少数民族或先期到达的其他族群发生过矛盾冲突，而最终莫不以和睦相处达至互相融合和共同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派屠睢指挥50万大军征伐岭南，屠戮甚多，激起岭南越族的激烈反抗，以致部分秦军遭伏击惨败，屠睢亦被杀。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吸取了前军之鉴，令任嚣为主帅，改而采取征伐与迁徙相结合，协力开发岭南的策略。任嚣及其副手赵佗实行新的策略，得到越民合作，顺利进占南越，开设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龙川建县后，赵佗任龙川县令。这支军事移民后来就在当地安家落户，并与少数民族通婚融合，成为岭南最早一批客家先民。① 西晋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从北方侵入中原，中原汉族开始大规模向南迁徙；唐末黄巢率领农民起义，战火遍及大江南北，汉民再一次大范围南迁；到了南宋，先是金兵入侵，后是元兵南进，汉族民众又陆续迁移。经过多次迁徙，为数众多的汉族移民先后集结到了闽粤赣边广大地域。闽粤赣边原是蛮荒之地，居住着瑶、苗、畲等少数民族。汉族移民群集此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艺，和当地少数民族长期交往并与之相互融合，在近乎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经过好几代人的传承，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汉族移民初来乍到之时，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不免时有争斗，但在客家民系形成前后的漫长岁月中，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乃是相互关系的主流，因而闽粤赣贫困地区的生产得到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城镇和农村逐渐繁盛起来。 在岭南地区，与广府人和潮汕人相比较，客家人属晚到的一族，大多数聚居在山区和半山区，正所谓“无山不住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由山区向丘陵地带乃至一些平阳地段迁移和发展，为争夺生活和生存的空间，与先期抵达的其他族群难免发生矛盾和斗争，其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发生在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1854-1867）的一场历时十多年的广东西路的土客斗争。 广东西路的长期土客械斗，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和生存资源的争夺。先期抵达的广府人据有西江下游平原膏腴之地，处于强势地位。后期自粤东陆续迁来的客家人只能在山区和半山区垦殖，相对处于弱势。一些土客杂处之地，双方为争夺农田水利资源发生纷争，应是早有之事。而满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包括登记入户连带登记垦殖土地的户籍制度，录取生员学额须入户满20年的限制等，更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械斗先在客家人口较多的鹤山、新宁（今台山）等地爆发，很快扩大到周边六七个县。械斗发生后，清廷官吏不单没有及时处理，反而从中勒索牟利，更加深了双方的积怨。咸丰四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直接影响下，爆发了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洪兵起义，很快对广州构成威胁。参加起义的多为广府人，亦即土民。其时清军穷于对付太平军，无法南顾，广东巡抚叶名琛便鼓励各地组织团练，发展民团自卫，阻截洪兵。在官府的策动下，鹤山、高明、新兴、开平、恩平等地的客家乡绅，公开组织客民武装，攻打土民村庄，实行报复。而土民也不甘示弱，在各地设立公局，购买洋枪，训练乡勇，组织力量反击。双方互相仇杀，残酷实行“铲村”行动，连老弱妇孺也惨遭屠戮，广州话谓之“咸家铲”。每次铲村行动，动辄死伤千人，造成村落焚毁，田园荒废，民众流离失所。双方械斗持续了十多年，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死亡人数竟达近百万。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海防重地广海城寨为客勇攻陷，加之商界土民不断施加经济压力，清政府在太平军败亡之际终于派出大军清剿“客匪”，导致客民惨败，不少客民向粤西南和广西迁移。至同治五年（1866年），广东巡抚改剿为抚，实行土客分治，在客民聚居之赤溪地区设立赤溪厅（民国初改为赤溪县），土客械斗逐渐趋于平息。这场惨重的血的教训，为土客双方永为记取。随着时间的迁移和怨恨的消解，在往后的岁月中，不管是戊戌维新变法，推翻满清王朝，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建设，乃至远赴海外谋生开拓等，土客双方都同心协力，和睦相处，为共同目标而携手共进。② 明朝末年，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进驻四川西部，建立大西国，杀了当地数十万地主豪绅。清军入关后，张献忠的义军与前来追杀的清军展开拉锯战，遭清军反复屠戮，死伤近百万。战事结束后，成都一带“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于是康熙年间，满清政府鼓励湖广向内地移民，后人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在这一移民大潮中，闽粤湘一带的客家人大多经由湖南、湖北进入四川，也有部分途经贵州入川的。据乾隆十三年《张允随奏疏》：自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广东、湖南两省“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③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长期械斗，遭受惨败的客家人多往粤西南及广西迁徙，有一部分流入四川。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亦有部分客家人为躲避清军追杀辗转移入四川的。先后入川的客家人，大部分居住在四川中西部34个县市的农村，以沱江流域和成都东郊最为集中,以至客家人口占了当地人口的43%。④在四川这些地区，众多移民与土著之间，以及不同族群移民之间，曾经发生过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冲突，焦点都集中在土地资源上，亦有风水之争等。而其时由于人烟稀少，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开垦，迁入四川的客家人，与本地土著和各地入川移民和睦相处，亲密融洽，共同建设新的家园，则成为族群之间关系的主流。他们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相互交流和协作，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一起，为开发四川，推进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⑤ 明末清初以来，不少客家人由粤东西迁，沿珠江支流西江溯江而上陆续进入广西，也有自高州至钦廉一带的陆路北上迁移到广西的。至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的客家人已近500万人，分布在全区76个县市。在清道光末年，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市一带）地区也发生过客家人与土人的械斗。广西的“土人”，包括了先期到达的广府人，桂柳人（说西南官话者）和当地的壮民。为争夺生存和生活资源，土客双方于1850年爆发了一场大械斗，双方卷入的人数各有几万人。这场械斗持续了40多天，最终客民惨败。土人乘胜对客民大肆杀戮和驱赶，约10万客民被杀，剩下数千人投奔金田村，参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义。客家人一向没有缠足的习俗，参加太平军的妇女编入女营。她们在进军途中冲锋陷阵，英勇非凡，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广西土客械斗结束后，还不断有客家人迁入广西。后来清政府利用桂柳人、广府人和客家人的综合力量以对付少数民族的起义，土客矛盾趋于缓和。清末民国以来，广西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得到缓和并逐步融合，汉族的各个族群之间也互通婚姻，以西南官话为共同语，达至和睦相处。⑥ 明清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逐渐向东南亚等地迁移和谋求发展，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受牵连的客家人纷纷流亡海外，以东南亚的印尼、马来亚、泰国为多；晚清也有不少粤东客家人移民台湾谋生的。时至今日，可以说，客家人已遍布全球各主要商埠。迁移到台湾和海外的客家人，通常都能与先后迁移到当地的其他汉族群体和睦相处，共同开拓和发展。 在东南亚，早期到达的华人移民，不同方言族群之间，为了争夺锡矿、橡胶等资源，受当地不同利益集团的挑拨和利用，曾经发生过互相打斗甚至残杀的事件。如1867年的槟城暴动，1867-1873年雪兰莪的内战，以及1861-1873年霹雳华人帮派的暴乱，客家不同群体之间也有柔佛州惠州客和河婆客的对抗等。二战结束后，反殖民主义斗争蓬勃发展，英殖民统治者强迫马来亚乡区华人迁移到军事聚落的“新村”，其中就有不少客家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原从事锡矿和橡胶生产的客人后代大多移居到大中城市发展，逐渐融入到大马社会之中，与其他方言族群之间的矛盾也就消解了。⑦到了现代，为维护华商的权益和争取华文教育的权利，客家人和其他华人族群之间已经成为互相合作，亲密无间的关系了。如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就不分内部族群，广泛地联合华人社会的各政党、团体以及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积极争取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不松懈。客家话有个歇后语：潮州会馆——无客去，意思是潮州会馆，不会有客家人去（客家话“去”、“气”同音，运用时其含义就成了“不客气”）。可是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堤岸，客家崇正会馆和潮州会馆却建于同一座房舍。两家会馆左右为邻，还共用中间的大厅，可谓潮客一家了。在曼谷，有个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得到潮客双方企业家的鼎力支持，不断努力争取华文教育的权利，创办了多所华文学校，颇有成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祖籍揭东玉湖镇的企业家黄继卢，客家人，在曼谷购买了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他创设的蓬碧有限公司做房地产开发。他联合了不少好友做钢铁、水泥、木材等生意，其中有客家人，也有潮汕人。在其房地产的带动下，钢铁大王、水泥大王、木材大王就出来了。至于新加坡，受推广华语政策导向的影响，华人族群逐渐放弃了自身的方言，已经融为一体了。 在台湾，客家移民比闽南移民到得晚，主要聚居在靠山的丘陵地带，也有部分居住在平原。客家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接近500万。居住丘陵地的客家人，曾经为争夺灌溉水源，与闽南人发生过一些冲突。随着现代水利工程的兴建，这一矛盾也就消解了。二十世纪以后，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客家人，都盛行与闽南人通婚，彼此之间已是关系融洽，和谐相处了。⑧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潮，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客家移民迁徙到新的居地，在开垦之初，为了争取生活和生存的空间，总不免会与原住民（包括少数民族）和先后迁来的其他族群发生或多或少的矛盾冲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激化下去就会酿成规模大小的械斗和相互残杀，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如若矛盾冲突能及时化解，双方得以和睦相处，互补长短，必能共同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造祥和美好的家园。“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就是漫长的客家移民史归结出来的处理族群相互关系的至理名言。 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现代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现代多种媒体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大为缩短，加快了各地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加快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处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移民各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必定会愈来愈少并易于得到化解。移民大众不分族群，无论先后，必定会以较快的速度融入整个社会群体之中，共同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并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国力的提高，海内外千千万万血浓于水的华人，自然会认同炎黄子孙的归属，打破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界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去谱写新世纪的大中华！ ——————— ①参见杨鹤书《再谈赵佗、客家古邑与客家先民问题》（《客家河源与天下客家》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②见谭元亨主编《广东客家史》上册287-3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③转引自曾一书《客家移民四川的路线及其创业史》（《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3-24页，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④见李升宝《“湖广填四川”运动与客家人入川研究》（同上11-18页，） ⑤陈世松著《《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544-560页（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⑥参见tieba.baidu.com/f?kz=114603420 2011-2-17–-百度快照 ⑦文平强《略论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环境适应与经济活动的变迁》（《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1-1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⑧吴炀和《客家人在台湾岛内二次移民研究》，（同上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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